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数据分析

自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呈现明显的不确定性与反复性。伴随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波动,新兴国家的对美出口是否随之调整,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是否会对出口造成影响?文章使用2000—2018年新兴11国对美出口数据,基于SITC(Rev.3)三位数编码将出口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实证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政治制度对新兴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国家出口总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新兴国家政治制度水平发展越高会抑制其出口。进一步发现,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扩展边际显著正相关,且这种关系是通过技术性贸易壁垒间接影响扩展边际。     

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企业网络战略研究——来自浙江和重庆制造业家族企业的证据

在将中国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界定为家族控制、家族认同、社会资本和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四个维度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情感财富对家族企业网络战略的影响以及伙伴认同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和重庆制造业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检验揭示：(1)家族控制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网络持久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家族认同对家族企业网络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和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家族代际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和密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网络持久度有显著负向影响。(2)伙伴认同在社会情感财富与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密度和强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国际资本波动会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吗?——基于1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分析

使用1980-2011年1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以及cloglog模型,检验了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与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净资本流入的激增在随后一年里将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提高1.5-4倍,对货币危机则无显著影响。不同类型的资本波动对危机有不同的影响。FDI和证券投资组合的波动对危机没有显著影响,而债务性资本流入波动将会大幅提高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另外,固定汇率体系受到国际资本波动的影响最小,中间汇率体系受到的影响最大,容易发生"孪生危机"。结果也显示,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对危机发生概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些结果意味着,保持汇率稳定以及控制资本流入的结构有助于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证券交易税能抑制股市泡沫吗?——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平均市盈率太高意味着存在股价泡沫,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大。为了分析证券交易税对股市泡沫是否有抑制作用,选取出于抑制股市泡沫目的而对证券交易税税率进行的两次调整,采用上海证券市场A股的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调整前后的市盈率,发现证券交易税对抑制股市泡沫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特别明显。政府可以根据市盈率水平来调整证券交易税税率,使投资者对证券交易税政策形成明确的预期,起到减少过度投机的作用。     

多边汇率、OFDI与能源贸易——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传统能源贸易实证分析

能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之一,是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受新冠疫情、地缘政治风险、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能源危机或将进一步加剧。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净进口国,并受汇率波动及全球能源危机影响,我国传统能源进口已出现结构性失衡。作者选择传统能源出口量排名较高的澳大利亚、美国及"一带一路"合作国家中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6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整理了2006—2021年我国从该6个国家的传统能源进口数据。首先,依据OFDI贸易效应理论,引入多边汇率波动影响因子,运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多边汇率波动、能源对外直接投资(OFDI)以及国际能源战略合作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国际投资理论,构建了多边汇率波动和能源OFDI双因素、多因素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调节机制检验模型,分析了多边汇率波动对能源OFDI进口效应的调节作用;最后,依据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汇率、投资、能源战略合作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的综合影响路径,研究了"石油美元"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多边汇率波动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中人民币单边汇率失衡的抑制作用最强,双边汇率波动的抑制作用次之,第三方汇率波动的抑制作用最弱;能源OFDI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存在显著进口促进作用,国际能源管道联通建设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多边汇率波动和能源OFDI双因素、多因素对我国传统能源进口的调节效应分析表明,人民币单边汇率失衡、双边汇率波动对能源OFDI的进口促进效应均具有增强作用,第三方汇率波动对能源OFDI的进口促进效应具有抑制作用,多边汇率波动的综合交互项对能源OFDI的进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促进作用;短期内,"石油美元"在国际传统能源贸易市场中仍具有重要地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在国际投资决策中仍是关键参考项。因此,我国应持续推进能源供需结构优化,大力发展新能源,积极布局推广国际贸易中"新能源+人民币"战略,赋能能源绿色转型,助力我国能源安全;通过在"RCEP"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结算范围和份额,推进"人民币—石油"战略布局;通过加强同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能源贸易对话,深化国际能源贸易合作,促进我国能源投资区域多样化;此外,我国还应引导企业在能源贸易投资决策时遵循"汇率中性"理念,鼓励企业将套期保值纳入日常财务决策中,规避能源汇率风险,提高企业对汇率双向波动新常态的适应力。     

贸易制裁效应对国际能源贸易格局的影响——基于局部均衡模型与贸易网络的模拟分析

基于当前复杂的全球能源贸易关系，欧美等国因俄罗斯乌克兰冲突而制裁俄罗斯，对国际能源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利用2020年世界能源贸易数据，以加拿大等12国的全球模拟模型(GSIM)以及贸易网络模型，模拟并依据出现的4种贸易制裁情景，分析贸易制裁的4种效应——破坏效应、泄露效应、偏转效应和抑制效应，对能源贸易额、产出、福利水平以及贸易格局的影响，结果显示：(1)对制裁国与俄罗斯而言：当贸易制裁程度较轻时，各国的贸易额和产出几乎不变；当贸易制裁程度较大时，制裁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贸易会受到严重的贸易破坏效应影响，最终导致双方贸易额和产出明显下降；且贸易制裁过程中存在泄露效应，但泄露效应无法抵消破坏效应对制裁国与俄罗斯的影响。(2)对非制裁国家而言，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贸易在制裁的贸易偏转效应影响下出现增长，而与制裁国的能源贸易既受偏转效应影响，也受抑制效应影响，贸易额有增有减。(3)从福利角度看，随着贸易制裁力度的加大，贸易制裁的破坏效应导致制裁国与俄罗斯的社会净福利均出现下降，欧盟的净福利损失甚至超过俄罗斯。(4)能源贸易格局网络的紧密程度随着制裁程度的加重而下降，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将由欧洲...     

中美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其自身具有的高附加值、环保等特点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通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等指标进行现状和竞争力对比分析,明确我国传统服务贸易和新兴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水平。同时,对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旨在为逐步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供基础。     

“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数据库2013—2019年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考察“一带一路”服务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2013年到2019年，随着“一带一路”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沿线国家服务贸易联系明显增强，在旅游业、运输业以及其他商业服务行业中贸易联系更紧密；中国、新加坡、意大利和俄罗斯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块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新加坡等国属于主受益板块，意大利、卢森堡和俄罗斯等国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货物贸易和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互联网发展水平差异和地理距离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     

国际油价冲击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研究国际油价冲击和美国、日本等国家进出口贸易量的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选取与中国贸易往来较多的18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欧元区主要国家、金砖国家及东盟地区国家,构建全局向量自回归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国际油价及他国进出口贸易量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影响方向和程度。研究认为,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均有影响,油价上涨对中国进口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向效应,对中国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效应;美国、日本进口增加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显著的负效应,相反,美国、日本出口增加会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生显著的正效应,并且两者都对中国进口贸易抑制作用显著;中国外贸对贸易伙伴国进出口贸易波动的反应比对油价波动的反应更加显著。因此,国际油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中国进口,阻碍中国出口;美国、日本两国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贸易影响显著,美国、日本进出口冲击均对中国进口贸易更具影响力,但是相较于美国、日本外贸冲击,国际油价对中国国际贸易影响较小。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产业空间分布——兼论单边贸易保护与经济增长

文章将资本所得税、要素禀赋、技术优势等变量引入自由资本模型,分析随着贸易自由度变化有关变量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随着贸易自由度增加,有利于产业向要素禀赋丰富和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转移,且要素禀赋优势和比较优势在不同贸易自由度水平下作用强度不同,在贸易自由度比较低时大国效应更为明显,而在贸易自由度较高时,强国效应更为明显;(2)单边贸易保护政策提高了实行该政策国家的产业份额,该结论从空间角度回答了产业政策有效性之争,产业政策在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3)为应对美国新经济政策冲击,中国应升级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实行定向扶持政策,并锚定美国税收政策等,使中国始终保持对美政策优势。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了腐败 ——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分析

基于实验室实验探究社会资本对腐败的影响,通过信任水平衡量社会资本,并引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探究抑制腐败的机理.实验包括信任触发和贿赂博弈两部分,其中信任触发实验用于触发不同的信任水平,贿赂博弈实验用于测量腐败程度.此外,在贿赂博弈中分别加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因素,通过负外部性和分组实现.结果表明,信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腐败程度的增加.其中,在低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对腐败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而在高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的抑制作用被抵消.另外,分组设置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而负外部性设置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     

天津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国际、国内贸易发展迅速。利用天津市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多元回归的方法,分析天津市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天津市的国际、国内贸易同人均产出呈正相关;人均产出主要受到人均资本、制度变化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国际、国内贸易是通过人均资本和制度变革两条途径影响人均产出的,国际、国内贸易比重同人均资本和制度变革都呈正相关。     

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影响研究

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交通-经贸”的影响,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选取亚欧通道沿线24个经济体的2010—2019年相关经济数据,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将研究样本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组回归,探讨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不同样本组的影响; 通过测算沿线国家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各国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并概括其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分组回归结果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系数显著大于发达国家; 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整体较高,运输业直接投资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影响各国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与亚欧通道沿线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大多数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均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研究表明,需要发挥物流枢纽的规模经济效应,构建“海-陆”联动机制,创新“交通-经贸”发展模式,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契机,以内陆港和自贸区建设为依托,推进内陆地区“物流、经贸、产业”深度融合,是培育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有效路径。     

2005: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

2004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由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转变。国内粮食价格的上涨、房地产等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和投机资本大量流入是引起物价攀升的主要原因。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及时调控对物价攀升起到了抑制作用。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可以预测:2005年上半年物价涨幅将受到有效控制,但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将是全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应该注意当前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点,针对不同的产业部门采取不同的鼓励或限制措施。     

新时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特征及我国利用外资的对策建议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一国的公司或银行通过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方式 ,将货币资金、生产设备或专有技术转移到其他国家从事国际贷放或跨国经营 ,以谋取高额利息或利润收益。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基本特征的分析 ,并结合目前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提出了在现阶段我国利用外资的若干对策和建议。     

资本管制下的国际冲击传导和经济稳定

文章建立了一个能反映中国经济特征的开放经济DSGE模型,研究资本管制下,中国经济对外汇市场和国际贸易冲击的响应特征,以及放松管制对经济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当前资本管制的效果与完全管制的情形基本一样.净出口会对利率平价形成较大贴水,且外汇市场冲击的持续性较低.(2)外汇市场冲击主要通过国际风险分担机制影响国内消费和净出口,资本管制会抑制风险分担机制的发挥.资本管制使贸易冲击被迅速抑制,但会对其他国内经济变量产生滞后影响.(3)资本完全流动确实会显著提高经济波动,但在当前资本严格管制下,适度放松管制不会影响经济稳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产出、消费和利率的稳定.     

QFII制度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文章基于分析QFII制度在台湾、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实施后对证券市场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阐述了QFII制度是一项通过允许一国 (地区 )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的有限制流动 ,从而解决在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向外资开放本土证券市场问题的有效措施。QFII制度将以其成熟的国际资本市场运作方式、先进的管理模式对中国证券市场在投资理念和盈利模式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零售国际化的影响浅议

国际零售巨头已经将自己的零售网络编织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也不例外.零售国际化给一个国家的零售业带来了三个方面的积极影响,包括促进行业发展水平,提升零售企业经营能力,推动消费文化国际化等.但同时也会给一国带来消极影响,包括可能导致进入国产业发展受到国际资本的控制以及本土零售商可能因受到跨国零售商的冲击而倒闭等.     

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建构——基于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种分析框架的融合

多维贫困研究的三种基本分析框架未能实现贫困研究结构主义范式与个体主义范式的有效融合,对结构性致贫因素与个体性致贫因素内在相互建构机理解析不充分。以生计资本转换(交换行动)为切入点,依据行动与结构的"嵌入性"关联来分析区域交换系统对转换的影响,并阐释生计风险、国家制度如何影响转换,能够融合三种分析框架的核心观点。建立多维贫困"行动—结构"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通过生计资本转换获得生计资本福利是生计可持续的内在动力;交换行动嵌入于区域交换系统受到交换属性制约;生计资本转换能力是生计风险应对能力的内核;生计资本转换的路径依赖维系了社会分层并导致社会排斥,国家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对于维持社会排斥或促进社会融合具有关键意义。     

“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与服务业GVC中高端攀升——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分析

基于World Bank发布的最新数据,选取1996—2016年45个OECD国家的国别面板数据研究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影响。结果表明:(1)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产生负向影响,但政府因素的负影响要比市场因素更大,而且同时会降低服务效率;(2)价值链各个环节对服务业GVC中高端攀升的影响不同,其中研发投入和服务贸易促进服务业升级,从而提高服务效率;(3)资本和服务业就业人员会阻碍服务业升级,进而影响服务效率,其中资本对服务业升级的负影响不是很大;(4)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对服务业升级的负影响明显比高收入国家的大,不同收入类型的国家影响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