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国际化能抑制企业“漂绿”行为吗——兼论信任文化的影响

企业“漂绿”行为的蔓延与扩散已成为我国积极稳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障碍，亟需从企业决策者角度寻求解决之道。聚焦高管团队国际化，实证检验了组建具有国籍多样性的高管团队能否治理企业“漂绿”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国际化能够抑制企业“漂绿”,而且信任文化增强了国际化的绿色治理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国际化有利于降低管理层短视、提升环境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作用于“漂绿”;在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外籍高管越多、企业为非国有性质、董事长或者CEO为外籍的情况下，高管团队国际化对“漂绿”的影响越显著。上述结论丰富了企业“漂绿”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为推动企业“真绿”提供决策参考。     

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的影响

利用2014—2018年沪深A股连续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样本进行了5 000次的反复抽取,构建单一与链式中介模型,基于内部治理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由媒体报道代表的外部监管和高管特征与内部监督代表的内部治理对漂绿行为均能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同时内部治理具有遮掩效应,即当负面环境报道产生时,企业通过调整高管团队结构和内部监督水平以弱化外部媒体的冲击,进而形成“负面报道产生—高管团队调整—内部监督弱化—漂绿治理削弱”的链式传导路径,说明企业漂绿行为的内外部“协同”治理效果不佳。对此,有关部门在完善媒体治理体系的同时,应当关注内部治理的“双面性”,实现企业内外联动,优化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机制。     

“漂绿”的竞争法规制

随着绿色需求对商品经济的渗透,环境友好产品、服务或实践的声明愈加普遍。不乏企业作出虚假或误导性的绿色声明即实施“漂绿”（greenwashing）。“漂绿”对竞争者、消费者和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亟需法律规制。根据“漂绿”的界定及对美国竞争法规制“漂绿”案例的分析可证明竞争法规制较为有效。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九条和第十四条和“漂绿”最为关联,但因条文的局限,不能完全有效规制“漂绿”,应作修改：明确“漂绿”的标准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概念;允许利益受侵害的消费者作为诉讼主体;增加一般条款和规制“漂绿”的条款;加强“漂绿”企业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共生视角下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组态路径研究

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然而,中小企业面临资源匮乏等诸多困难,容易陷入数字化转型悖论的困境,如何实现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以166家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为分析对象,运用fsQCA方法探讨战略柔性、网络嵌入和环境规制如何共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果表明：第一,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商业网络嵌入、政治网络嵌入、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均不是企业实现高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但都对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第二,单一变量对数字化转型效果解释力弱,高数字转型可通过不同条件协同形成的“外部网络主导的协调驱动型”和“内部资源主导的战略协作型”两条路径实现;第三,非高数字化转型存在五种组态,均显示在缺乏协调柔性和政治网络嵌入两个核心条件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受到了明显的抑制。研究发现为推进中小型战略新兴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杠杆操纵角度考察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与账面杠杆率较高的企业、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抑制企业杠杆操纵提供了现实指导和政策启示。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0—2019年中国实体上市零售企业的年报信息,采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管理效率对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经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当中;规模过大会抑制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示范作用,以及克服“大企业病”,均是促进零售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关键。     

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与价值创造研究——以深圳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例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提高的重要手段。深圳龙华立足地区实际,提出经济、城区和治理数字化转型“三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模式,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区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其强调各领域的整体协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研究发现,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符合穆尔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理念。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公共价值驱动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剖析可知,在具备政府支持、大众认同、数字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价值、行政管理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     

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细分专利和数字化转型数据,分别利用发明授权专利数量和质量衡量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提升,且对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南方地区及沿海地区企业、高科技行业及高竞争强度行业企业突破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突破式创新能力提升主要是由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劳动力技能结构优化、研发强度增加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进一步以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外生冲击,发现其有效推动了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的提升。基于专利质量的拓展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突破式创新质量存在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上述结论为企业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获得突破式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战略构建与重点任务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上,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成为重塑边疆社会运行方式、强化边疆治理并补齐战略短板的关键引领和战略支点。为探析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内容,在剖析我国边疆治理史的基础上,梳理边疆治理的三个发展阶段,阐明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双重基本要素,结合“输入—过程—输出”（IPO）模型,以宏观视角探索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以落实新型区域治理为导向,基于制度、理念、组织与资源多层面协同思想构建边疆治理数字化转型战略。基于“三元”空间发展系统,依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多措并举、多点发力、多维防护、多方联动四个重点任务。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趋势下，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2010—202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来提升财务报告质量。在衰退期企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化转型、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分析2010～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数字化转型以公司治理模式变革为渠道,促进了股权制衡与人员结构等的协调,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优化决策程序,更好地调整资源配置,从而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高市场竞争行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影响,政府应结合产业特点与发展状况,实施差异化政策,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生产效率、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作用。     

TOE架构下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及实现路径

智慧建造背景下,数据成为推动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必不可少的重要驱动力。在梳理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发展障碍的基础上,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治理结构三角框架,剖析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解释工程项目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及治理机制。基于TOE架构分析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中技术、组织和治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从构建信息集成平台,提高参与主体数据素养,加强数据安全运行以及完善绩效评估体系4个方面,提出工程项目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21年中国纺织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助Python与文本挖掘方法构建纺织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测度指标,探究数字化转型对纺织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虽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但两者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适度的数字化转型才能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发现,在合理范围内的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和供应链集成度来促进纺织企业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大规模纺织企业和非国有纺织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该结论引导纺织企业“因企制宜”,为纺织企业合理、有序地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人力资本升级与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转型在改善企业经营模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也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以及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人力资本升级以及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人力资本升级。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扩张经营规模促进人力资本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仅对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小规模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讨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扩大了对高、低学历层次劳动力的需求,表明数字技术对低学历劳动力就业的替代效应并不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劳动力工作效率和就业质量的提高,推动了企业层面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因此,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要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注重对内部组织架构的数字化改造,提升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推动人力资本升级,实现高质量就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创新效率提升;影响渠道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效率的潜在路径在于缓解融资约束、升级人力资本以及促进知识溢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提升效应在CEO具有研发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行业中更明显。拓展性分析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创新质量。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创新效率的作用路径与边界,对于充分发挥企业数字化转型效能,增强企业实质性创新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数字化驱动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研究

突破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为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驱动力。在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数字资本概念,探讨数字资本通过提升资本禀赋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机理。理论分析认为,数字化通过传播教育功能,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知识效应和学习效应;数字化通过关系纽带功能,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数字化通过信息匹配功能,提高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数字化通过金融杠杆功能,提高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金融集聚效应和创新效应。综上,数字化能够突破农户资本禀赋不足和信息闭塞的约束,为农户“认知→意愿→行为”的行为逻辑注入新的动力,驱动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     

数字化转型：驱动、路径与模式——基于营销服务企业的多案例扎根研究

路径与模式的选择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问题。通过对四家营销服务企业的扎根研究发现：企业对内外环境的感知产生数字化转型的动因;资源获取能力决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基于业务拓展程度和开放合作程度两个维度,案例企业呈现出开放生态、开拓整合、协同创新与专注深耕四种不同的转型路径;转化能力使企业最终形成了四种不同的营销服务模式——生态系统平台、一站式解决方案、虚实融合服务与“专精特新”服务。三维动态能力作用下的“转型驱动—路径选择—模式形成”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