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挑战与进路

人民调解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对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重要而 积极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转型,纠纷主体多元化,矛盾冲突复杂化,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自身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制度优势,还需更新调解理念,引入“增值型调解”和“服务型调解”,加快推进调解员的职业化建设,以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代替司法确认制度,并提供充分的人、财、物保障。     

共产主义道德应作为人民调解的依据

司法部顾启良同志在第二次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民调解应当为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到依照国家法律、政策和共产主义道德进行调解。”共产主义道德是人民调解的依据,这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新发展,笔者试作初步探讨。 (一) 道德在历史上就一直被作为调解民间纠纷的准则。社会分工便产生了单个家庭与民族、胞族、部族或部落联盟间的矛盾,使人们产生了调解     

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代转型——基于G自治区H市的经验考察

当前我国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正面临着现代转型需求。以G自治区H市乡村人民调解实践为研究样本,分析转型时期H市乡村人民调解工作回应民族地区"转化型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特点及现实困结,提出新时代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人民调解工作的现代转型,应当从优化乡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组织构成、提升乡村人民调解员专业化水平、创新推进乡村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纠纷调解回访机制以及加强纠纷预防法治宣传等方面下功夫。     

社会和谐的路径探索——以齐贤“大调解”为例

绍兴县齐贤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建立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既独立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齐贤"大调解"在整合调解资源,创新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的调解机制,提高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等方面,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调解机制的构建带来很多有益启示.     

“三调联动”与刑事和解——基于湖南经验的实证研究

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三调联动”）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一条崭新思路。借助覆盖范围广泛的调解组织体系,充分发挥“三调联动”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可以充分促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达成和执行,以真正实现“定纷止争”。     

论社会治理新格局站位下的人民调解制度建设方略

通过建构“个体选择的制度情景”分析模型,发现知识机制是决定矛盾纠纷当事人选择司法诉讼、行政裁决还是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纠纷的主要机制,即法官、行政人员和人民调解员携带的知识差异影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因此,面对人民法院“诉累”现象,制度设计者必须站在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高位上,加强人民调解制度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人民调解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前哨功能,逐步减少诉讼调解、行政调解活动,督促法院专注于审判本职,督促政府致力于服务本分,从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具体而言,包括三条建设方略：一是加强法官对人民调解的指导,支持非庭审法官成为人民调解员;二是购买律师服务,鼓励律师成为人民调解员;三是将人民调解设置为法院受理部分民事纠纷案件的前置条件。     

“和事佬”说和事务所止纷息争说和百姓事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的人民调解工作创新不断、新招迭出,“居民说事室”“山歌调解室”“调解110”“娘舅快调队”等人民调解方式呈现出工作活力,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2014年7月,柳州市柳南区又试水成立“和事佬”说和事务所,通过政府向第三方购买法律服务的方式,让群众自己参与解决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极大地发挥了普通居民的调解优势,真正实现了把矛盾纠纷解决在第一线、化解在基层,确保了辖区和谐稳定。     

跨越式发展背景下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之道——以宁夏的做法为评析对象

面对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日益增多的阶段性特征,宁夏通过政策引领、制度设计、机制建设、队伍规范化建设及发挥独特的民族资源优势等方式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做法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实际功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加强调解纠纷队伍素质能力建设、积极拓展调解工作新领域、积极培育民间性纠纷解决机制等途径予以补强。     

诉源治理视域下三调联动体系构建及机制创新

社会经济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建立符合社会发展特征并满足人民现实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诉源治理中通过融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构建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新格局。文章梳理了三类调解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面临现实问题，以贵州省“三调联动”体系为案例分析，发现人民调解法治保障不足，行政调解程序不统一、调解管辖不明晰，司法调解存在调解和审判职责如何有效运行、调解时限要求过于笼统、任意反悔权等问题。通过构建区隔与融贯相结合、制度性联动、数据赋能“三调联动”有机体的工作机制，从而充分发挥“三调联动”从源头上调解纠纷的综合治理效能。     

论人民调解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功效

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化解自己内部矛盾的重要法律制度。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遵守公序良俗。人民调解不同于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简便快捷、经济实惠、包容和谐的特点和人民调解调处纠纷、预防纠纷、宣传法制的功能，决定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必将发挥特有的功效。     

社区调解员应具备哪些意识

当前,随着《人民调解法》的深入贯彻实施,社区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不可否认,调解效率低、调解协议履行率不高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此,笔者认为,针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复杂、总量激增的特点,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社区调解工作进行再认识、再规范、再提高,尤其需要强化社区调解员的意识,才能更好地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社区调解的优越性。效率意识现阶段的矛盾纠纷,关联性、聚合     

人民调解精细化的理论逻辑与发展限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经历了从衰落到复兴的变化,尤其是在2002年之后,人民调解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并在2010年之后稳定在高位状态。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同一时期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持续减少以及调解员解纷比率的不断上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近年来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密切相关。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主要表现在组织结构的精密化、纠纷处置的网格化、解纷技艺的专业化和调解过程的精致化等方面。矛盾纠纷复杂化与人民解纷需求转变、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以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是造成人民调解精细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人民调解的精细化发展顺应了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促进了调解效能的提升,为人民调解的转型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向,而受到制度内在属性、调解活动的价值理性以及资源投入边际效应等的限制,人民调解的精细化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限度。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及其重构——兼论民间调解对犯罪的预防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传统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根据地时期所逐渐形成的人民调解制度是在传统民间调解的基础上确立的,作为我国特有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曾经在化解矛盾、预防犯罪、维持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调解制度逐渐显现出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通过对宁夏、河北、安徽等部分农村的民间调解状况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可以发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逐渐衰落的症结所在,其性质、作用和运行机理有待确认和完善.考察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惑与重构以及人民调解对犯罪的预防,可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提供改革与建设之咨.     

关于人民调解的几个问题——兼谈对《贵阳市人民调解条例》（草案）的几点意见

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制度,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现实的意义。本文通过分析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人民调解的范围,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及法院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关系等方面的问题,试图对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提出一些建议,并期望能对贵阳市本次人民调解条例的制定有所裨益。     

城乡人民调解双线发展模式探析

《人民调解法》仅从宏观上把握人民调解,而未能对城乡差异予以审视。这正是城乡差异性存在的客观要求与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现实需求。对此,城乡人民调解在人民调解理念之塑造、人民调解组织之构建、人民调解员之配置、人民调解程序规范之设计上均有不同发展路径,唯有探索与实现城市人民调解现代型发展模式与乡村人民调解现代过渡型发展模式,方能促进人民调解制度良性发展,发挥其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之功效。     

社区调解员应具备哪些意识

当前，随着《人民调解法》的深入贯彻实施，社区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道防线”的作用日益凸显。但不可否认，调解效率低、调解协议履行率不高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对此，笔者认为，针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复杂、总量激增的特点，有必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社区调解工作进行再认识、再规范、再提高，尤其需要强化社区调解员的意识，才能更好地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社区调解的优越陛。     

域外民间调解制度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人民调解是一项重要的ADR制度,该制度利用基层民间自治机制解决纠纷,成为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第一道防线。目前,我国的民间调解制度正面临新时期的改革需求。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从规范化、受案范围、新型调解组织、经济杠杆促成调解、司法与调解互动、人力资源建设和科学研究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改革的建议。     

新农村建设条件下人民调解制度的重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世纪新阶段党在农村工作战略的一大亮点，农村基层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是这一战略得以稳固实施的关键，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在保证基层社会稳定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本文从现行农村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调解机构缺失等问题出发，对现行人民调解制度进行剖析，并期对该项制度的完善提出进路。     

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基于“三治”环境的分析框架

人民调解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工具,工具效能的高低必然受到环境因素影响。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调解环境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变化机理及增效策略展开探讨。研究发现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最优态势的形成主要缘于自治环境和德治环境相对平衡,法治环境影响力小,且特定的社会背景对法治环境要求低,但原有环境从动态平衡转向暂时失衡,即自治环境嵌入行政,法治环境日渐成熟,德治环境受到破坏,打破了原有环境系统的和谐性,从而降低了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导致当前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难以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相媲美。新时代国家增强农村人民调解解纷效能需要高度重视调解环境要素,树立自治、法治、德治环境有机平衡的立法理念,坚持农村人民调解村民自治属性,提升农村人民调解员法律素养,引导农村人民调解德治环境回归。     

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变迁

作为东方之花,人民调解制度在社会矛盾化解和纠纷解决中发挥了重要功能。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体现了人民调解制度的性质及价值定位,是人民调解制度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在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史上,有关调解协议效力的规定不尽一致。2010年通过的《人民调解法》更是在协议效力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对此,学界和实务界褒贬不一。通过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历史考察,文章旨在审视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历程,总结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变迁规律,评析当前立法的科学性及可行性．进而为进一步完善提供知识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