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全面分析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四大政治运动的态度。探讨西方传教士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的原因。揭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进而从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融合的角度来评判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碰撞、选择与融合——略论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四大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四次政治运动中,西方传教士采取的态度不同。他们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持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明的内在冲动和资本主义鲜明的扩张掠夺性。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和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和融合。     

美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太平天国这场带有西方基督教色彩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大地上爆发,曾引起在华各界西方人士的注意。美国传教士对此尤其关注,利用各种机会发表对这场运动的观感和看法,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驻华使节乃至美国国內政界的权贵显要提供有关太平天国的各类情报。本文试就美国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及其态度之转变,与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及其影响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文化活动,作为西方殖民者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辅助手段,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具有两重性。客观上,对介绍西方近代文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机体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从这一方面来说,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又是传播西方科学文化,酝酿和促进近代中国新闻、出版、教育等项事业以及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之一,具有推动中国近代化运动和促进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不自觉的工具的历史作用。     

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分析

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规模扩大,办学层次提高,教会大学应运而生,并得以蓬勃发展。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成因有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志愿传教运动为西方传教士来华办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中外不平等条约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从事教育活动提供了可能;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为传教士从事高等教育活动提供了必要条件。     

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记述,将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西方,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传教士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传教士个人、组织、国籍及传教目的、传教活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民元前后基督教传教士对改革和革命的认识与反应——基于三种基督教出版物的考察

考察基督教传教士如何面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改革和革命,可以从一个具体的角度研究这一群体与中国社会之关系.从传教士们发表的言论来看,这一群体对于晚清时期的改革是非常认同和衷心赞赏的.清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正是这个群体长久期待的结果.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后,传教士群体的态度复杂,各有差异,大体上经历了从震惊、观望到有保留地肯定的过程.而中国的牧师、教会职员则对革命表现出非常热烈的拥护态度.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将清末的改革和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发展基督教势力的契机,对新政权寄予较高的期望,希望在民国建立后扩大其影响,并利用这一机会促进教会自身的变革.     

应当全面看待义和团运动——谈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

毛主席在历次论述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历史时,总是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可见义和团运动是有其正义性和革命性的一面的。但是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阶段(我们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是在辛丑条约后)的农民自发的运动,并且是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北部中国。因此,这个运动本身不能不具有严重的落后性。一个林彪“四人帮”的理论家,从其假左真右的立场出发,以尊重“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为名,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竟把义和团的落后的缺点的一面,也就是义和团“笼统的排外主义”的一面,一概都说成是革命的,把义和团的所作所为都说成是“革命群众的运动”。其目的很明显,是想用历史上的所谓“革命群众运动”来为其现实的反革命政治野心作辩护,为他们的反革命需要服务。我们必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义和团研究中的流毒,全面地正确地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其中主要的就是既要首先肯定义和团运动进步的一面,同时也必须指出义和团运动缺点错误的一面。     

德国新教传教士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德国新闻媒体纷纷指责基督教新教士的中国传教活动;针对这种指控,德国新教传教士一方面极力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另一方面也试图找出引发义和团"暴乱"的"真正"原因;他们把所有的责任和罪过都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并以此论证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伍廷芳对义和团运动辩护之评析

义和团运动期间,针对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仇华狂潮,时任清朝驻美公使的伍廷芳利用其合法的身份,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辩护,指出在华西报别有用心的报道是为了给列强瓜分中国制造舆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在华西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消除东西对抗,避免冲突升级的良策在于,抛弃"西方标准万能论",停止反华舆论宣传,尊重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