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不同 实质未变——也谈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胡尔奇希日布演述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研究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蒙古族胡尔奇希日布将《三国演义》分为三个部分，共演述了七十六个小时。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中曹操残恶的性格特征与蒙古史诗蟒古思形象的残暴性格有一定的相似性，希日布艺术性地塑造了本土化的曹操形象，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日布塑造的曹操形象既有残恶之首、奸猾之冠、好色之徒等性格特征，又有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等多面性、复杂性，是一位有血有肉且生动形象的立体化人物。     

非语言符号系统下的曹操形象

非语言符号作为语言符号的辅助手段，在人物塑造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所运用的非语言符号进行了统计分析，将其分为情感符号与动作符号两大类。情感符号包括喜、怒、笑、惊等，强化了曹操喜怒不定、易怒易躁的暴戾性格，也勾勒出一个知人善任、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动作符号包括亲自、急＋动作、指、暗忖等，在增强情感表达效果、展现人物真实意图、表现人物狂放性格上也起着突出的作用。     

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谈《三国志演义》中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

本文认为：《三国志演义》中的曹操，是统治阶级营垒中一个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传统的“奸贼典型”论与近年来兴起的“又奸又雄”论，以及影视剧编导中的无往而不奸的编演模式，不仅没有如实反映出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而且大大降低了古典名著《三国志演义》中曹操形象实际上已经达到的美学高度。文章用“美恶并举，有贬有褒”、“主次变换，重心转移”、“善恶难辨，亦美亦丑”三部分，详细论证了曹操性格的二重性、流动性、模糊性。     

“审己”与“知人”——从吉川英治《三国志》看中日曹操形象的分野

通过与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的比较,我们发现中日曹操形象出现了分野。这种分野,正是出于日本民族"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曹操这一形象在日本文化有意和无意的过滤中发生了变异。他们从罗曼蒂克式的诗人性格入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中国封建道德的束缚。"知人"以"审己",通过考察曹操形象在日本的流变,将为我们重新审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提供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以理性的眼光去重新解读本民族的经典。     

《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探析

《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探析邓玉景曹操，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对其形象的评判从古至今褒贬不一。褒者赞其为东汉末年的“英雄”，因为他除秽定乱，统一了北部中国。更多的人则贬其为“奸雄”，并冠以“白脸”二字以表达憎恨之情，因为他狠毒、奸诈、狂妄。我以为，判定...     

唐诗中的曹操形象——读《丹青引》《邺城引》及《铜雀台》诗

唐朝与六朝相近,唐人检视六朝较为真切。而自宋以下,由于时代久远加上各种因素的作用,对于人物的评价容易失真,关于曹操的评价便是典型。王仲荦先生引用杜甫的《丹青引》评价曹操,说明在宋之前,人们对曹操"还没有微词",从而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王仲荦先生坚持对曹操性格中残酷一面的揭露,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百年来《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以来,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近20年来,研究者则主要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解读曹操形象,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审美空间。不过,回顾百年来的曹操形象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     

关于元杂剧的贬曹倾向——兼和景孤血同志商榷

曹操不仅是重要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重要的戏剧人物和艺术的典型形象。因此,如何评价曹操问题的讨论,也势必涉及到对传统戏剧中曹操形象的看法。在这次学术界开展的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论争中,我读到了景孤血同志的文章,他根据元人杂剧十一种,认为在这些剧中有的把曹操处理成正面人物,有的则处理成反面人物,可说是“毁誉参半”。在这里,景孤血同志虽然没有再作阐发,没进而谈到正个元三国杂剧的     

《三国演义》中涉及曹操诗歌的叙事功能

叙事中融入诗词是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的特征之一。《三国演义》中涉及曹操的诗歌共分三类：一、曹操创作的诗歌；二、直接评价曹操的诗歌；三、间接评价曹操的诗歌。这些诗歌在塑造曹操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营造叙事氛围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铜雀台与曹操——《三国演义》虚实论之三

《三国演义》作者把铜雀台当作其建造者曹操俗世欲望的象征。比照史籍 ,我们发现 ,作者改变建台时间、虚构建台缘起、强调建台目的 ,由此 ,将曹操性格弱点呈现在读者面前     

汉末风尚与少年曹操

<正>提起曹操,人们似乎觉得太熟悉了,甚至已引不起研究的兴趣。果真如此吗?回顾以往的研究状况,我以为对曹操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越简单化的道德评价的层次,这就使人们难以深入地层开对他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探寻,从而得出合乎情理的解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东汉后期社会风尚的剧烈转变这一视角,对一向为人忽视的曹操少年时代的生活及其性格的形成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企丰富人们对曹操的认识。     

再次解读曹操的文格与人格

当前学术界有论者认为 ,曹操的文格与人格存在诸多矛盾 ,曹操的文格高于其人格 ① 。笔者对这些矛盾进行了深入地剖析并得出结论 :作家的曹操并非给政治家的曹操作包装 ,曹操的诗文极具本色 ,正因为曹操将真情真志倾注到他的创作上 ,才让人们看到他的作品中 ,有一个鲜活的帝王形象     

制造曹操:兼论历史人物研究范式的问题与取向

通过学术史的回溯可以看出,百年来的曹操研究有两类比较明显的取向。第一类是对历史人物及其行为的评价,具体表现为以善恶是非的道德观念对曹操进行评价,以历史进步观衡量曹操的作为两种模式。第二类是以历史人物为素材对其影响的时代进行分析,具体表现为将曹操纳入地域集团或者其他包涵结构与功能的理论体系中进行解读。近年来曹操研究的学术生长点除了史料的开拓以外,还包括以新理论对旧问题进行视角转换,跳出旧框架扩展研究范围等方式。与史学新观念的交流和对学术史的反思,是历史人物研究取得新发展的基本路径。     

薛蟠形象再探

对于文学巨著<红楼梦>中人物薛蟠的形象,前人论述较少.从薛蟠的性格核心及多侧面表现,薛蟠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原因,薛蟠形象对其他形象的作用,以及薛蟠形象对<红楼梦>艺术结构的作用等四个方面对薛蟠形象进行了全面的进一步的探讨,可以看出,<红楼梦>通过对薛蟠人物的塑造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典型的形象,并利用这一形象衬托了其他形象,使整个艺术结构更为完整,内容更为丰富.     

曹操新论──兼论《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塑造艺术

曹操新论──兼论《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塑造艺术王同书很长时间人们总将名人曹操之所以变成白脸大奸臣，看成是由“三国戏”和《三国演义》造成的，包括苏轼等著名文人都持此见，好象《三国演义》里的曹操让人们深恶痛绝，因而到了新中国诞生初期，出现了著名的《替曹操...     

从社会角色的认知看曹操

本文从社会角色的认知出发，探讨了曹操如何根据自己对社会角色基本现象的认知和社会角色本质的把握从而在斗争实践中树立起自己的社会角色形象，以及他所认知的社会角色与他的事业、与他在汉末群雄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论曹操的“奸”与“雄”

曹操是小说《三国演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奸雄”是曹操的主体性格 ,却不是他性格的全部 ;他的性格非常丰富和深刻 ,是由多种情致和各种才能构成的。仅就他的主体性格 ,也由“奸”与“雄”两个方面构成 ;他既是一个“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绝代奸雄 ,又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二者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 ,“成雄”是其目的 ,“施奸”是其手段 ;不“奸”难以成“雄” ,为了“成雄”则不择手段。小说不仅写了他“奸”的一面 ,更写了他“雄”的一面 ,还写了他的其他性格特点 ,使曹操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少见的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形象     

超世豪杰,乱世奸雄——曹操人物性格两面性分析

在《三国演义》众多人物形象中,曹操性格最具有典型性。其性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两面性上,即善与恶、心胸宽广与狭隘、坚强与脆弱集其一身。其人物性格两面性的形成源于年代的纷乱与道德礼仪的失范、赘阉遗丑造成的人性扭曲、家庭人情冷漠的烙印等多方面因素。     

席勒的形式美学思想

在席勒美学思想中，形式的概念既指先验形式，也指作为“活的形象”的和谐形式，但主要是指“活的形象”。席勒借助于先验形式的概念来阐释美的观念，而借助于“活的形象”来阐释审美意象。席勒把对形式的审美提高到审美人类学的高度，认为对形式的审美可以培育健全的人性，进而建立民主政治，不过席勒对形式的美育功能也没有过分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