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人性论辨正

［摘要］学术界对于韩非思想的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息,其中的焦点是：韩非是否是性恶论者？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有为还是无为？本文以“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为切入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集中体现了韩非对人性的看法,并且由此推出了法治主张。其实,这一命题是韩非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也是解读韩非思想的关键。     

善恶与赏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阐释

道德赏罚就是缘于主体行为或品质善恶的奖赏与惩罚。善恶与赏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加以阐释。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利益关系方面，它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二、在道德的社会表现形式方面，它是道德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的必要保证。从心理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是建立在一足的、作为一种行为动力的情感反应基础之上的：首先，社会性的情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社会赏罚；其次，主体针对自己的“自我情感”有时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自我赏罚”；最后，个体的某种情感体验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特殊的赏或罚。     

荀子、韩非子、庄子性恶意识初议

本文所说性恶意识不同于性恶论。性恶论是明确宣称人性为恶的理论,先秦诸子中只有荀子一家。性恶意识则是古人对人性黑暗的认识,诸子多家有这样的认识。先秦诸子对人性中的黑暗和危险究竟有多少认识,这是一个以往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荀子性恶论的研究一向与这个问题无关。本文选择先秦诸子最有代表性的三家,对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荀子提出性恶论,虽然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其实对人性黑暗面的认识却很浅。性恶论的提出,目的不是探究人性有多少阴暗,而是与孟子派争辩道德的来源。韩非子对人性阴暗面的认识较深,其理论主要源自商君而不是荀子。商、韩都认为人性自私是不可改变的,韩非进一步对人性何以不可改变,人性中有什么毛病,会使教化型政治一定失败,做了自觉探讨。韩非法治和术治思想指向一个共同目标:政治运作客观化,去私人化。这个政治目标某种程度即源于对人性之恶在私人交往中不可战胜的认识。庄子认为人类原始的浑沌状态是合于自然的,但浑沌早已死亡,人的自然品性早已丧失。人类自上古以来就一直生活在心机与智巧的支配之下。庄子对人性之恶的观察是最深的,这可能与他对人类智巧极为厌憎有关。先秦诸子对人性黑暗有多方面认识,荀子性恶论在这个思想系统中其实没有代表性。     

善恶与赏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阐释

道德赏罚就是缘于主体行为或品质善恶的奖赏与惩罚.善恶与赏罚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加以阐释.从社会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利益关系方面,它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二、在道德的社会表现形式方面,它是道德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规范体系的必要保证.从心理学的视角看,道德赏罚是建立在一定的、作为一种行为动力的情感反应基础之上的首先,社会性的情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社会赏罚;其次,主体针对自己的"自我情感"有时也可以引发道德生活中的"自我赏罚";最后,个体的某种情感体验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特殊的赏或罚.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韩非的人性思想和治国之策——兼谈韩非不是性恶论者

韩非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先秦人性思想之集大成者。他集先秦诸子人性思想之精华于一身,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他的治国之策。韩非的人性思想及其在人性思想基础上建构的治国之策,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 一、好利之性无善恶 韩非是专从君主或国家的观点,论述治国之策的“法术之士”。他不像孟子、荀子那样曾辟专章论述人性问题,而他完全是在论述其治国方略时才涉及或讨论人性问题的。他的人性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体现在他的治国方略之中。在他诸多的涉及人性的论述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即:人的本性是自利的,并且人的自利本性是无善恶之分的。人的自利本性无善恶之分的思想,这既是他对先秦诸子人性思想的批判继承,又是他对他周围世界经验观察的结果。     

《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从《解老》、《喻老》看韩非对老子的吸纳和改造

从学理的内在逻辑着眼，老子思想发展到战国末年被法家韩非承接，起码从两点看是顺理成章的：一是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愚民主义，为韩非的君明民愚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无情主义，为韩非提供了以人君附会“天地”、“圣人”的可能，并由此进一步巩固和坚实了韩非君主专制独裁理论的逻辑基点。本文通过对《解老》、《喻老》的细读，揭示老子“治人”思路怎样由萌芽走向壮大，怎样被韩非改造和发挥的     

谈荀子的激励思想及现实意义

荀子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人本主义思想家。他的管理心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因素，强调施政要结合人的心理特点。由此出发，提出四条激励理论，即实行仁政、义利兼顾、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赏行罚威。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企事业管理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民众鬼神赏罚观念透析

宋代民众中的鬼神赏罚观念,是商周“神判”、“天罚”思想走向民间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对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功德修行的吸收与融合,使原有的鬼神思想更贴近百姓生活,更深入到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宋代的各种生动的鬼神赏罚故事,不仅使诸多神灵具有了惩恶赏善的社会功能,而且积极地参与和监督人间的法律运行,由此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起到了制约、规范和教育的作用,在预防和威慑犯罪方面起着法律难以达到的社会效果,同时也反映出民众对公平的向往和对正义的追求。     

比较法理学视野中的韩非法理学——以富勒《法律的道德性》为参照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富勒是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看，两者没有可比性。但是，经过重新建构，立足于比较法理学进行文明互鉴，他们的理论逻辑有较强的关联性。韩非的法理学可以通过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来透视，根据此书的结构与框架，可以发现，韩非也论述了“两种道德”。其中，惩罚性的法律相当于“义务的道德”;至于奖励性的法律，则相当于“愿望的道德”。富勒提出了关于“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八项原则，针对这八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韩非都有论述。富勒认为，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且这项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见识、智力和良知。富勒如此界定的“法律的概念”,与韩非对法律的理解遥相呼应：韩非也把法律看成是一项事业，且把这项事业寄托在君主身上，因而对君主的能量、见识、智力、良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富勒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韩非也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唯治”与“多力”。韩非作为先秦学术思想的最后一座高峰，他的法理学可以在富勒的法理镜像中得到很好的映照，表明韩非的法理学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无为与无不为——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的法家解释

文章试图从解释学角度阐述韩非《解老》、《喻老》解读《老子》所带有的法家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家解释，指出韩非的解释实际是借“无为”之名，发挥“无不为”之术，其解读特点是“以刑名为道德”、具有指实倾向，并阐述其启示，即本文与解释的关系。     

殷周天道观及其物质基础的比较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这是就殷周二代观念的差别而言。孔子说周道因于殷道,其间差异不大,就殷周两代统治的本质而言,也可说他们属同一个系列,其内容上有相当的逻辑联系和历史继承性。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试论韩非“生而好利”人性观在其法术理论形成中的作用

荀子倡性恶说,但主张化性起伪,力图以后天教育的方式改造人的本性,进而导向为善的道路.韩非接受了荀子的性恶说,但从"人性利己"中发现了它的积极因素,并由此引申出他以法治国的主张.     

激励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心理学依据

心理学提出了激励职工积极性的理论，如“需要层次论”、“保健和激励的双因素论”、“目标期望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可以从需要、目标及动机等方面采取激励学校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具体措施。     

韩非之“刑法”在汉武时代的嬗变

汉武帝的酷吏统治体现出韩非严刑峻法的思想,但汉武时代的刑法与韩非所倡导的刑法已有很大差异,表现在内容上繁多难晓,并有赎罪之法和不可避之罚,在执法过程中则呈现出主观性和不平等性,已经变异了韩非的刑法思想,因而汉武帝的以刑为治不仅没有达到韩非的用法目的及预期效果,而且走向"以刑致刑"的相反道路。     

韩非《五蠹》译注

本篇选自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的著作《韩非子》,是韩非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阐述法家政治路线的代表作。蠹(dù杜)是蛀虫。五蠹是指反动的儒家(学者),高谈阔论的纵横家(言谈者)、带剑行刺的亡命徒(带剑者)、逃避服兵役的人(患御者)和投机营利的工商奴隶主(商工之民)。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蠢之首,无情地揭露了他们“法先王”、“行仁义”,而无益于耕战,有害于社会,破坏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妄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坚决主张取缔五蠹。同时提出了变法革新、严明赏罚、实行法治、奖励耕战、加强中央集权、用战争统一中国等政治主张。显示了韩非的战斗精神,表达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强烈愿望,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这篇文章深受秦始皇的赏识。     

范畴与思想：《尸子》中的“分”

“分”是《尸子》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以稳定地表达特定含义,意为“职分、持定”。《尸子》认为“分”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其与天道的内在一致性。圣王和圣人在厘定和倡明社会成员职分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每个人都应该谨慎地对待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使之符合自己的职分要求,同时应勇于担当自己的社会责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尸子》特别强调了国家治理者的守分,认为赏罚二柄是守分的重要保障。     

重贤不尚贤用贤且防贤--韩非贤能观初探

韩非的贤能观以维护君主独裁专制的法治理论为基础。韩非虽充分肯定贤能在辅佐君主建功立业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严厉抨击了战国时期“上贤任智无常”造成弑君篡位的弊端,“上 (尚)法不上 (尚)贤”,用贤以“明法”为的彀是韩非贤能观的本质。举贤任能,韩非主张以“参伍之道”察言识人,以“隐栝之道”大量使用一般人才,坚持原则反对用人的不正之风。使贤用能,韩非强调以法治官与用术禁奸相结合,充分调动百官尽忠尽责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