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浅议

要正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就必须认真研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及其犯罪构成要件,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其他有组织进行的犯罪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严格区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犯罪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三者之间的界限。     

有组织犯罪的认定与防范

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有组织犯罪的概念理解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的偏差.黑社会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后者的认定应严格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过在解释上应当予以适当的扩张.文章还从刑事立法与司法的角度探讨了如何防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浅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法律特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外黑社会组织的不断渗透,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实践中正确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立法和法律解释中黑社会性质组织法律特征的分析,提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两方面法律特征,以供商榷。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黑社会组织犯罪与恐怖组织犯罪、毒品犯罪一样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中国大陆的滋生和蔓延 ,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 ,是我国目前必须解决的一个社会问题。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 ,必须正确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正确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黑社会组织、普通的刑事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界限。只有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 ,才能有效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维护社会安定。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

黑社会性质犯罪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的有组织犯罪,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并大有发展蔓延之势.1997年我国刑法专门增设了"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却往往难以认定,学术界的观点也众说不一,文章试就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界定作一探析.     

刍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种完善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十分复杂,社会危害性十分大,法律上惟有规定较多类型的具体罪种才能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各种具体情形均加以描述,才能更加全面地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根据我国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趋势等具体情况,我们应当适时地增设自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罪与资助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建立全面、系统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罪刑体系,有利于全面和深入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恶势力形态的认定及其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恶势力形态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概念,但又与刑事责任存在密切的联系,具有刑事政策性、司法指导性以及抽象模糊性等特征。恶势力形态的认定对于限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圈的大小,落实扫黑除恶斗争中"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要求有着重要意义。恶势力的成立要求符合"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点。恶势力犯罪集团的成立要求成员较为固定,并且有明确的犯罪目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具有社会性和非法社会控制性。对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会影响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所以不应突破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当原则。     

"套路贷"案件的涉黑涉恶认定标准探究 ——基于三起典型案例的分析

"套路贷"犯罪作为近年来民间借贷领域常见多发的新类型犯罪,严重扰乱了民间金融市场的经济秩序,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在涉黑认定中,应审慎考虑、综合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在涉恶认定中,应注意区分普通案件与恶势力案件,以及恶势力团伙与恶势力集团案件。此外,一定要遵循先判断是否涉恶、再判断是否涉黑的顺序,切忌认定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后直接归入恶势力范畴的做法。     

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几点思考

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定过于原则与笼统,致使在理解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上存在着不确定性与随意性。为准确认定与精确打击此类犯罪,根据近年来同涉黑犯罪作斗争的实践经验,对黑社余陛质组织根本特征与法律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就司法实践中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争议焦点与适用法律难点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司法建议。     

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疑难问题研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最大的犯罪之源,应予以严厉打击。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给以严厉打击的前提,对其认定既不可随意降低标准,也不可刻意拔高标准。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就要以《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立法解释为依据,彻底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和坚持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应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即非法控制性特征,界定“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界限以及严格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只有准确地研究和解决以上疑难问题,方能在“打黑除恶”行动中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模式探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它主要是由普通犯罪集团转化而成,也有一些是由个体、私营经济组织发展而来。黑社会性质组织形成和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提高和强化组织结构阶段、加强暴力的组织化阶段、壮大经济实力阶段、向黑社会性质组织转化阶段。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构成特征及司法适用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客体既侵害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 ,又侵犯了国家机关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正常活动 ;客观方面表现为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实施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 ,包庇、纵容行为限于事后行为 ;主体为没有参与所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主观方面可以是直接故意 ,也可是间接故意。在司法适用时应注意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以及正确适用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和准确理解“情节严重”的含义。     

“关公文化”在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的影响

"关公文化"在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所体现的"忠、义、信、勇"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瑰宝和丰厚的文化遗产.在黑社会(性质)犯罪危害日益严重的今天,"关公文化"被黑社会所扭曲、利用,奉为神灵.深入分析"关公文化"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影响,有助于正确认识、分析黑社会的特点和本质,更有力地打击、铲除这一社会毒瘤.     

论民国帮会走向社团化、政党化的原因

民国时期帮会社团化、政党化倾向显著,其原因主要有:民国后,由于周边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帮会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于向上层社会流动,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不得不改弦更张,其目标、任务也随之发生重大转移。此时帮会内部构成也出现较大变化,其中下层中来自劳工界、商界和知识界成员比重大大增加,他们有较稳定的职业,也较安分;其上层人物已基本上按统治者需要清洗而分化、重新整合,帮会反政府的思想和力量大大削弱。内外因素使得组建政党和社团成为帮会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中国语境下的出罪要件建构——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例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界定,我国实务界与理论界各说各话,没有共识。理论界在解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往往根据国外黑社会犯罪的界定作语义推演,理论难以指导实践;实务界则运用形式解释,以填充构成要件的方式检控被告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俨然演变为"口袋罪"。对此,适宜的解决办法是立足中国国情,运用语境解释,根据已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审判实践,找寻该类罪的实质要件。同时,对该类罪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作适当修正,确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出罪通道。     

论苗族地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的原因

苗族地区也存在着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其存在的原因既有与我国其他地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相同的一面,又有其独特的原因:延续的历史传统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具有继承性的社会组织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根基;富有对抗性的文化冲突是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催化剂;极具隐蔽性的地理环境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避风港;政治权力的软化脆弱是造成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又一重要方面。这些原因主要是由于苗族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个性、地理环境都有其特殊性而产生的。     

汉代画像中的“事死如事生”观念与孝道思想探讨

汉代画像是埋入地下的一种特殊的画作,是两汉时期厚葬之风的产物。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特殊性,从图像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服务于墓主人,与丧葬礼俗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幽冥世界的关怀与想象,始终是汉代画像着意表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譬如由体现孝道思想而产生的"事死如事生"观念,在汉代画像里便有生动而深刻的反映。     

从“盗亦有道”到“春秋无义战”——香港“黑道”电影中的身份、价值和社会认同的演变

香港“黑道”电影是香港电影中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作为商业类型电影而存在的香港“黑道”电影,在更大的意义上,并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反映,而是艺术家们对自己的社会理念和想像所进行的隐喻性表达。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雄片”,到90年代的“卧底片”,再到新世纪初的“交叉卧底片”——《无间道》系列以及更晚近的《黑社会》系列,香港“黑道”电影完成了由“盗亦有盗”到“春秋无义战”的基本转型,并经由传统中的“情义”到现实中的“利益”追求,诉说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与困惑。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黑道”电影与现实社会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同构关系,为香港“黑道”电影的阐释与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及现实思考的深度。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电影中的“黑道”,其实并不是以一种完全负面意义的形象出现在香港类型电影中的。1980年代的“英雄片”作为最早得以表现黑道生活的现代电影类型而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成功地将古装武侠片里的“侠义”精神巧妙地移植到对黑道生活的想像性表述之中。在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包含着复杂的价值建构机制。江湖道义、社会准则和法制伦理构成的复杂的认同与反叛的交织,形成弥补官方价值体系缺陷的一种另类价值认同体制,与官方伦理共同参与了中国人价值体系的建构。当然,这一经典类型呈现的比较外在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的香港“黑道”电影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盗亦有道”的独特价值认同方式和“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区分和解决矛盾的方法已经被没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春秋无义战”所代替。但我们当然不能愚蠢地把它看作是简单的“礼崩乐坏”,而应当向更深刻的人性思考寻求答案。无论人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类影片在香港已经开始走出回归后经济文化的低谷,在港片越来越以大陆市场作为预期目标的今天,其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文化、经济与社会：多维度下的中国秘密社会

文章着重研究了秘密社会或黑社会问题的缘起,介绍了前人的研究状况及秘密社会与黑社会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当代中国黑社会是传统中国秘密社会在社会转型期间的变异.同时还分析了当代中国黑社会(黑帮)组织类型与人员构成以及当代中国秘密社会的生成因素,指出经济、社会与文化三因素催生了黑社会.     

司法工作人员涉黑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司法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构成徇私枉法罪的关键点,在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利用其手中的司法职权实施了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渎职行为;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身份的司法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