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历史、价值与《新青年》思想能力的激活

在《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之际,近代以来逐渐被“博物馆化”的儒教与曾推动儒教“博物馆化”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知识空间中却似乎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命运逆转。对《新青年》涉及宗教认知、社会进化论等理念的价值重估,与对曾由新民主主义论的革命史观主导的新文化“故事”的历史重写,两种互惠的历史动力,促使新文化运动某种程度被反向“博物馆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书写逐渐从“典型的历史”走向“真实的历史”。《新青年》以个体自主为核心价值,绝对肯定人的意志和能力。它不仅呼应、承接了儒学近代转型、朝向人性回归的根本命题,也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介入当下的社会生活。     

走向田野与社会——《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述评

20世纪 8 0年代以来 ,中国社会史研究日趋活跃 ,已俨然成为“历史研究的皇后” ,硕果累累 ,成就卓然。行龙先生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 ,2 0 0 2年 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锦上添花 ,这是值得庆贺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刍论———兼论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山西近代人口问题初探”、“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明清以来洪洞水案与乡村社会”、“山西‘丁戊奇荒’的社会史析论”、“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从…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序

中国近代是一个最富探索思辨的时期。反映时代脉络的各种社会思潮汹涌迭起,呼唤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救国进程,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追忆过去,回首“昨天”,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变迁及其历史选择,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据此,胡维革同志经历几年艰辛劳作,《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一书最后脱稿了。 维革同志年轻聪慧,早在攻读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研究生时,便立志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他先后参加编著《中国近代爱国人物传》、《中国近百年名人传》等书,为专攻近代思想史作了起步。接着,他又撰著和主编了《冲击与蜕变——西方文化与中国近代政治》、《中国近百年文化史纲》、《中国近代社会改革思想研究》和《共和道路在近代中国》等著作,并发表了大量有关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论文。论据精当,见解新颖。     

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儒林外史》的历史性进展

<正> 《儒林外史》尚未跨进近代小说的历史门槛,但已敲响其门环,表现了近代现实主义的许多重要特征,无怪乎被视为我国近代小说主潮——社会小说的鼻祖,当时人就指出:“《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嚆矢也。”(《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清代述异》)茅盾在《谈我的研究》中也认为:《红楼梦》对于现在我们的用处比《儒     

以人本的视角审视近代社会的变迁——评赵慧峰著《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

近代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其特殊所在,人们往往用“转型”二字涵盖。对于这个转型的近代社会,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如经济的转型、文化的转型、制度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等等。赵慧峰近著《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超越社会领域的一般层面,从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与“人群”直接入手,诠释了中国历史由中世纪到近代的流转与演变。其特色如下。第一,以人统事,叙事为人。历史的形成离不开一定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在遵循一定规律的前提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对历史的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世说新语》非小说论

虚构性和自觉的创作意识是判断是不是小说的两条重要标准。唐以前的作家缺乏自觉的创作意识 ,不能自觉地进行艺术虚构 ,因此 ,唐以前无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从创作目的上看 ,刘义庆等人编撰《世说新语》的目的 ,是为想当官的人提供敲门砖 ,他们提供的参考资料必须准确真实 ;从写作手法上看 ,刘义庆等人摒弃虚构 ,采用“实录”手法记述当时社会上层中流传的名人逸事 ,嘉言隽语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从社会效果上看 ,《世说新语》所记皆实 ,为唐人修《晋书》大量采用。这些都说明 ,《世说新语》不是小说 ,而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     

一部创新严谨的大型工具书——《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简介

一、编撰缘起《中国留学生大辞典》缘起于该书主编周棉 1 989年夏提出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大型的综合性课题。最初有几十人参加 ,其中部分人为此耗费了相当多的时间 ,仅校对就达七八次 ,周棉甚至为此耗费了除了必需的生活和工作以外的十年全部时间。因此 ,该书的编撰绝不是为了赶近年来编书的“余热” ,而是立意严肃 ,选题积极 ,学风严谨。而且收录范围适当 ,上起中国最早的留学生——— 1 84 7年出国留学的容闳 ,下止 1 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留学后回国服务 ,或服务过一段时间 ,并且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中有一定影…     

陈存仁与近代沪上中医健康教育

通过整理分析陈存仁主持的《康健报》及其编撰的部分中医普及性文稿,厘清其读物编撰思路及其对近代沪上中医健康教育发展的贡献.认为陈氏中医健康教育读物强调趣味与新颖,注重实用与疗效,把握时代,反映社会,带动了民国上海中医健康教育期刊的发展,对近代上海中医健康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论《水浒全传》的“被”字句

<正> 《水浒》是在宋元时代民间流传的梁山泊英雄故事的基础上,于元、明之际由施耐庵、罗贯中用当时口语加工整理、编撰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水浒全传》(以下简称《全传》)百二十回,是水浒故事书中情节最完整的、因此也是研究近代汉语的一部重要著作。近代汉语在汉语发展史上是承上启下的。我们研究《全传》的“被”字句。便会发现这种特征。     

元遗山诗系年考辨十则

元遗山金亡后所作20余首诗的具体写作时间，李光廷《广元遗山年谱》和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或未编年，或编年有误。笔者于从事《元遗山诗集编年校注》的工作中，根据新发见的史料及研读文本所得，对上述两谱中相关内容的阙误作了清理、辨析、补充和订正，并提出新的看法。     

论《元经》的史学价值

隋代王通所作《元经》，在编撰方面具有叙述的贯通性、材料的简明性、正统的凸显性以及对《春秋》的比拟性等突出特点。其保存了一些《晋书》没有的史料、一些与《晋书》不同的史料；这些史料可以与《晋书》互勘互证，具有一定的价值，值得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元经》的史学价值理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     

天一阁藏五种孤本明代专志考录

<吴山志>、<罗浮山志>、<齐云山志>、<香泉志>和<撮山栖霞寺志>等五种明代山水志和寺院志现藏于天一阁,从其版本特征、卷次篇目、序跋、著录、纂修和流传等情况来看,这五部明代专志均为海内孤本,其中<齐云山志>、<香泉志>还是各志中现存最早之本.它们对于方志学研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新材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如道教、佛教和旅游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引起学者的关注.     

结构主义理论视域下的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

结构主义是一种把所有文化现象都视为符号结构加以分析的文化和文论思潮,年鉴学派是20世纪法国乃至世界史学发展的主流。借鉴结构主义的理论视域,并结合福柯、斯特劳斯与年鉴学派的关系,可以将年鉴学派发展阶段划分为:结构主义年鉴学派与后结构主义年鉴学派。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唐诗再补录

所辑为《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未收之佚诗。计二十首。分别辑自《新编萧山县志》《康熙会稽县志》《天台山全志》《苎萝志》《光绪诸暨县志》《兰亭考》等书籍。为了证明这些佚诗的可信 ,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     

略论民国方志出版中的尾花及其特色

在《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集成》收录的数百种民国方志中,《酆都县志》、《永顺县志》、《新兴县志》和《东湖县志》是4种编排了尾花的极少案例。从其中的尾花图案来看,既有对中国传统绘画元素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绘画技巧的借鉴,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从尾花的版式编排来看,则缺乏规范,既非有空必排,也非图文分排,说明民国方志中的尾花运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黄宗昌与周至元《崂山志》比较研究——以写作体例和内容为中心

周至元的《崂山志》,对黄宗昌《崂山志》多有吸收和继承,但其增补、创新之处,也所在多有。其各卷名称和排序,多源自黄《志》,但纲目更清晰更具逻辑性、景点介绍之后多附相关诗文词赋作品、重视女性人物等,是其体例最突出的创新。而在人物、宫观、名胜、物产及艺文等各方面,虽也不乏对黄《志》的承袭,然其内容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了黄《志》。其中对刻石碑文的重视、对诗文佳篇和奇闻轶事的全面搜罗,尤其是关于德、日侵占时期史料的记载,都使得周《志》具备了较高的史学价值。     

十三篇《刑法志》的儒家情节

通过对正史中十三篇《刑法志》的研究,揭示出其中隐含的儒家价值情节,具体而言表现于四方面：一是十三篇《刑法志》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和儒家学者的言论;二是儒家“德主刑辅”的德刑观贯穿于十三篇《刑法志》的始终;三是十三篇《刑法志》依循于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四是十三篇《刑法志》均秉持儒家价值理想以批判现实和历史。     

清初巴蜀土著孑遗数量补证——从四个县志的“族姓”资料所见

对于明末清初80余年战乱之后巴蜀（包括今四川省和重庆市）土著孑遗数量学者们多有研究,人口数在50-80万之间是迄今为止该项研究的基本看法。本文依据《云阳县志》、《宣汉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族姓”资料作个案研究,推算出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巴蜀土著孑遗与移民分别占当时巴蜀总人口的58％和42％。但是,对巴蜀土著居民与移民数量的估计仍然绕不开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1723年（雍正元年）巴蜀户口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