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戏曲改编理论初探

冯梦龙在戏曲创作和改编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通过丰富的艺术实践，明确树立了“情节可观”和“不甚奸律”两条原则，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戏曲改编理论。他的戏曲改编思想论和戏曲改编艺术论的建立，为以后中国戏曲理论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编:古典戏曲的生存策略

改编是中国古典戏曲生存和发展的一大重要策略.以古人古事为改编对象进行创作,戏曲为自己戴上了一个护身符;改编自前代或同时之小说,戏曲可以更为广泛地走进社会的各个阶层;大量选择前人戏曲作品进行改编,既为生存,也为艺术上的精益求精.文人主导和艺人主导这两种戏曲改编的路径,体现了高台教化与感性娱乐、雅与俗、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等多方面的融合.此外,改编也是戏曲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剧本改编刍议

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成功有赖于剧本的改编。改编本保持了汤显祖原本《牡丹亭》情理冲突和人性解放这一思想观念。改编本对原本结构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在曲词、宾白的改编上采取只删不增的原则,基本做到了“减头绪”、“立主脑”的效果。本文以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为据,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说明,并指出此次改编的借鉴意义之所在。     

元代神仙道化剧对唐传奇的改编

唐传奇一些作品作为素材,散落在元杂剧里,经元杂剧作家的改编,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元人对唐传奇的改编,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研究这种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元代神仙道化题材相对于爱情婚姻题材或历史轶事等题材,更能体现出与传统儒学精神完全不同的文化气质,它深深打上了元代社会与时代的烙印.文章首先对比改编之作,找出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差异,从人物情节和主题思想等方面来看;其次分析改编差异,结合元代社会背景和元代文人心态的变化进行分析,探究改编之作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     

《哈姆雷特》的电影改编与时代解码

20世纪以来，不同国家的导演采取或解读、或解构、或重构的策略，通过“移植、节选、浓缩、取意、变通取意、复合”等方法，将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改编成电影。这种同一名著在不同时期被反复改编的情况，既是文学艺术商业化过程中资本运用的结果，也是时代观念亟待表达的诉求。电影《哈姆雷特》的成功是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并重的结果，是其经典化的新历程。     

论消费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改编——以小说《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为例

通过电视剧《林海雪原》和原著的对读分析,可以看出《林海雪原》的改编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消费怀旧心理,导致改编上的“平均倾向”,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改编者在电视剧中强行掺入了“爱情佐料”,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对观众理解原著产生误导.     

论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改编

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种传播形式,电影中的情爱叙事与小说原著的差异是简单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爱情对专制的控诉到爱情的存在主题,从“移植”、“强化”、“改写”等几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九部电影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     

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影像阐释与叙事艺术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要遵循以“性灵为主体”,“以儿童精神生命成长为叙事原则”的影像阐释与叙事美学原则。以朴真唯美、充满童真童趣的本色创作来体现当代儿童电影改编的艺术价值追求和贴近童心回归自然的创作理念。在叙事中要以儿童意识为本位,以儿童的审美需要为旨归,以此实现视觉镜像与文字传达的艺术形式的转换与生成。     

故地寻访／三湾改编纪念馆探秘：政治建军的里程碑——三湾改编纪念馆纪实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三湾改编纪念馆作为记录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载体,在进行党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基于此,本刊对三湾改编纪念馆进行函访,以纪念馆为轴重温这段光辉历史,展现纪念馆的风貌及其发挥的社会功能。     

中国传统故事的海外传播——以“白蛇”故事的域外改写改编为中心

“白蛇”故事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传说之一，自19世纪末起被多次改写和改编成不同语言和形式的艺术作品，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当考察“白蛇”故事在海外的跨文化改写改编与传播实践时，应当追问并思考谁在改、为何改、怎么改、如何评价等问题，从而总结出“白蛇”故事在不同时期和语境下发生变异的原因和规律。中国“白蛇”故事经过改写者的再创作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其内容和形态虽发生巨大变化，但作品却饱含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学故事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论经典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之道

时下电视剧的“红色经典改编”为媚俗而褒渎名作、玷污了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撇此不论,经典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之道,应忠实于改编者对经典作品灵魂和精神的正确理解(这种理解是在科学的历史观、美学观指引下与时俱进的);忠实于电视剧创作独特的审美规律(所以必须成功实现原作的文学思维或电影思维向电视剧思维的转换);忠实于寻求原作在审美风格、审美个性上与改编者在审美风格、审美个性上的相通契合点(并在这契合点上进行审美再创造)。     

秦少游的“复雅归宗”

<正> 一、“复雅归宗”的历史渊源和当日词坛何谓“雅”?雅者,上接《诗经·二雅》而贯以《风》、《骚》。南宋末年的沈义父说:“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乐府指迷》)张炎更独标“雅正”,以为“若邻乎郑卫,则与缠令何异也”(《词源》)。由此可见,宋人心目中的“雅”,从审美情趣说,要求符合传统诗教,即“温柔敦厚”、“乐而不淫”等等。从语言风格上说,则力戒俚俗浅露。这个文人之“雅”,显然是针对民间之“俗”而言。     

对影视创作中名作改编问题的思考

对名作经典进行改编,已经成为近几年影视创作的突出现象.这既是为了借助原作的高起点,也是为了改编后的影响力.但改编有多种动因和条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泛滥的改编隐藏着创作的危机,它折射出原创的贫乏.如何实现名作改编的效力是需要理性分析和认真对待的.名作改编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在思想内涵与艺术统一基础上的遵守原著的形态改编和实现时代新解的"改编".改编而忽略原创不是操作的正途,影视创作的正途是创造出大量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原创作品.     

颠覆与重塑：《西游记》的跨媒介改编

《西游记》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品，有着繁复的改编史，而近年来蜂拥而现的影视改编使《西游记》再一次成为热点。在改编过程中，从人物形象的颠覆可以看到西游电影的主题重塑，而这种主题的变化是由单纯的打杀式的惩恶扬善，上升到了对于人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对自我意识的挖掘。通过对西游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剖析，找出人物形象颠覆和主题重塑的原因，从而促进中国传统文学与电影艺术的融合发展。     

试析中西电影改编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已成为获奖的一条捷径,关于改编的原则与技巧的争论也因此成了经久不衰的话题。中西方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在电影改编的原则、技巧和方法上有相同和不同之处。     

儒学“自我”的发展历程

儒学“自我”的发展历程孙以楷，谢阳举“自我”既是一个心理学范畴，也是一个哲学范畴。心理学上的“自我”是哲学性质“自我”的推广运用。不过，哲学上的“自我”，毕竟不同于心理学上本我、超我之间的心理“自我”，而是思维的“自我”，主体实现的“自我”，它归于统...     

清初僧人色情故事的流变与文人身份危机——以《五色石》卷三为中心

清初小说中的僧人色情故事,以改编晚明淫僧故事为重要编创方法,反映了清初文人划分身份界限的欲望。清初拟话本小说《五色石》卷三《朱履佛》的大部分情节都改编自晚明僧人色情故事。即使系据清初大臣赵廷臣断案传闻敷衍而成的皮匠故事情节,也与晚明淫僧故事《耳谈·徽富人某》十分相似。《朱履佛》对前代故事的改编明确以建构文人身份为目的,不仅增加了僧人迫害文人的情节,以僧人恶行衬托文人在道德上的优越,并通过叠加三则文人惩处奸僧的情节,确认了文人在与僧人关系中的优势地位。《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     

中国文人艺术的审美取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文人是从事艺术活动的特殊主体 ,文人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本文通过对文人书画、文人诗、文人音乐等文人艺术样式的深入分析 ,归纳出了中国文人艺术与宗教艺术、民间艺术、宫廷艺术比较之下的一些独特而突出的形态特征 :布局上倾向于“疏简” ,色彩上倾向于“素淡” ,技法上倾向于“生拙” ,表现上倾向于“含蓄” ,趣味上倾向于“天然”。     

麦家谍战小说的电影改编策略

电影改编是两种不同语言艺术之间的转换过程。根据麦家小说改编而成的谍战电影《风声》和《听风者》,与小说主要的不同就在于人物形象的重塑与视听表现手法的丰富。电影改编需要在对小说材料的取舍上找到平衡点和突破口。     

改编、大众化与抗战话语--论街头剧“好一计鞭子”

抗战时期的街头剧“好一计鞭子”并非纯粹地道的本土创作，它们都是根据西方故事改编而来。“好一计鞭子”经常在街头或广场演出，拆毁了隔离演员和观众的“第四堵墙”，使劳工大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戏剧中来。抗日救亡是街头剧的唯一主题，借助口号、歌曲等的感染力，“好一计鞭子”激发了观众的抗战热情。“好一计鞭子”在抗战前后的大江南北广泛演出，为向民众宣传抗战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