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分析

无论是在FDI下,还是在外包下,加工贸易成为中国承接产业链分工下国际产业转移的直接衡量。文章利用2002~2008年中国27个省市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产业链分工下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加工贸易出口有助于促进地区技术进步,而加工贸易进口阻碍了地区技术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后向关联有助于实现技术进步,而嵌入国际产业链分工的前向关联不利于技术溢出和扩散。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不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中高技术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锁定”效应十分明显。     

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衡量指标的重构与测算

国际分工地位是国际贸易获利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以增加值对进出口的重新衡量.以出口不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上、下游参与度和Koopman的GVC分工地位指数不能反映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增值能力,也不能涵盖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部内容.考虑以上两个因素重新测算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发现: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有一定的提高但不是趋势性上升,呈现波动性.以增加值标准重新测算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的比较优势基本上吻合,全球价值链中比较优势并没有明显升级.     

国际生产网络视角下的增加值贸易结构分析与主导因素识别——以中美双边贸易为例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度了2001—2014年中美双边增加值贸易结构。结果表明,中国在双边贸易中的单位出口获利能力低于美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使得两国的贸易结构显示出较强的互补性。在对增加值贸易构成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识别并分析了国际生产网络体系下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主导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网络外最终需求、生产网络上游因素分别是推动中国和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大的主导因素。此外,产业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扩大主要是由生产网络上游因素驱动的,生产网络外最终需求则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扩张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应与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上下游经济体形成多元化匹配,进而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我国粮食进出口、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的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VAR模型对我国粮食进出口、国内粮价、国际粮价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影响较大,而国内粮价对国际粮价影响较小.粮食进口和粮食出口对国际粮价的影响均较小,国际粮价对粮食出口和粮食进口的影响均较大.国内粮价对粮食进口影响较大,但对粮食出口影响相对较小,国内粮价是粮食出口和粮食进口的Granger原因,粮食进口是国内粮价的Granger原因,但粮食出口不是国内粮价的Granger原因.     

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测度：基于“RCEP”和“一带一路”的比较

文章通过测度显示性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GVC指数和价值链比较优势指数等指标，系统考察中国制造业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竞争优势地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区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高低，并对中国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竞争优势和分工地位的异质性进行深入探讨。对各国进行指标排名后发现：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均具有较高竞争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其竞争优势在“一带一路”地区更强；无论是相比“RCEP”成员国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均为“较低参与程度，较高分工地位”，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分工地位高于“RCEP”地区；在“RCEP”地区和“一带一路”地区，中国制造业参与区域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均为主导，且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主导地位更突出。     

出口边际网络特征及国家二元身份匹配适度区间研究

基于1995-2013年BACI数据库HS-6分位5017种产品218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大样本数据,构建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网络,从“关联”的角度考察国家在整个出口边际网络中的身份和地位,并探讨国家在二元网络中身份匹配的适度区间。研究结果表明：扩展边际网络存在“轴心-辐条”的格局特征,而集约边际网络的结构分布比较均衡,中国在扩展边际网络中处于“桥梁”和“枢纽”地位,但出口和进口对象还需进一步多元化。一国应实现与其出口广度相匹配、适度的出口强度。尽管中国出口的产品-国家组合已比较广泛,但在纺织服装和鞋类产品、其他低技术产品、加工产品、工程产品、电力设备这些产品出口集中程度仍超出适度的范围。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增长效应——基于“入世”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联合国统计司的农产品统计数据,运用CMS模型分析了“入世”前后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增长源泉及其变动。分析发现：1995-2001年和2002-2005年两个阶段果蔬产品和水产品的出口增长源泉主要在于需求因素、竞争力因素,但趋势是世界进口需求拉动贡献不断提高,而竞争力因素对出口增长的贡献下降;结构因素中市场结构影响很小,而产品结构则是抑制出口增长;肉类产品前一阶段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在于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而后一阶段则转为需求因素和结构因素。这表明“入世”以来世界需求扩张对三种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效应明显,但三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均在下降,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滞后于世界需求结构变化。     

生产分割、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生产阶段分割的研究视角

国际分工模式已发生根本性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正成为当下世界经济运行的新特征。本文首先基于生产阶段分割法识别与测度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各自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割的具体情况,基于此深入考察了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国内生产分割还是国际生产分割,均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该结果通过一系列内生性和扩展性分析检验,结论依然稳健。另外,在调节效应检验部分,本文还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一国(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能强化全球生产分割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效果。本文为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理论支持。     

增加值贸易视角下我国区际贸易成本的测算与分解

本文在Novy（2013）的基础之上，利用1997年、2002年与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首次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进行了中国区际贸易成本变动的测算与分解。结果显示：首先，不同于传统贸易流量的测度，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测度表明，1997-2007年的区际贸易成本不仅未有上升，反而大幅下降。其次，尽管当前的区际贸易成本有所下降，但是这种下降主要体现为以内陆地区和初级产品带动的低端化整合。最后，进一步地利用双边分解，本文发现低端化整合的迹象可能在于邻区偏少、产业同构度过高与政策缺失下，东部沿海更多利用国外需求进行替代所致。随着东部沿海的对外依赖程度提升，区际分工整合将会面临“初级产品分工整合加快→服务行业过度出口→遭受出口俘获→初级产品分工整合进一步加快”的恶性循环。因此，进一步转变发展观念、扭转市场分割激励、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区际整合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的资源错配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16年中国280个地级市的数据，分别测算了产业协同集聚指数、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采用差分GMM方法考察产业协同集聚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协同集聚的提高，会显著降低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指数；分地区的回归发现，东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改善了资本错配，对劳动力错配负向作用不显著，中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会改善资本错配，但会恶化劳动力错配，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则加剧了资本错配，但可以缓解劳动力错配情况。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进而改善资本错配，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改善劳动力错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通过产业协同集聚，可以提高金融业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成本，进而缓解资本和劳动力的错配，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转移与企业出口附加值率攀升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中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中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我们的发现意味着,中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中国短期资本外流规模再估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比较资本外流的三种核算口径，本文将间接法与权益差额调整法相结合，对我国1982-2016年资本外流的规模进行估计。结果显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资本外流规模逐年增加且近年呈增速递增趋势。通过构建非限制性VAR模型，本文进一步对导致资本外流的结构性与周期性“推动”及“拉动”因素进行分析，经验结果显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2013年美联储货币周期转向以前，导致我国资本外流的主要因素为人民币贬值预期与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等国内“推动”因素。2014年以来，我国资本外流进一步加剧主要受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加快以及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国内外“拉动”与“推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外部“拉动”因素是主要诱因。在资本加速流出背景下，我国金融开放步伐应渐进审慎。     

银行业“松绑”与企业“走出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的重要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的结构出现了重大变革,银行业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关于银行业竞争的经济效应存在“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两个假说,本文尝试在银行准入管制放松政策的背景下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情境下,利用匹配的微观层面数据来实证检验以上的假说,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首先,银行业“松绑”有助于企业“走出去”; 其次,采取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应对样本选择问题, 并用工具变量方法应对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最后,银行业“松绑”引起的融资成本下降是银行业“松绑”影响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企业“走出去”的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本文的研究为银行业改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并验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经济效应,对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基于全球证券投资网络的中国金融影响力测评

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对一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进行系统性测评的指标体系还没有形成。本文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协调证券投资调查数据库公布的全球双边证券投资头寸数据编制了2017年6月“国家（地区）×国家（地区）”形式的全球证券投资头寸表，并以该表的数据为基础模拟了全球证券投资网络。然后采用社会网络与马尔可夫链分析方法，编制了金融影响力指数，系统考察了中国在全球证券市场的直接与潜在金融影响力。研究发现：全球证券交易以美国、卢森堡、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中国金融影响力在全球排名第17位，尚未进入全球证券决策的核心，但已经成为全球证券市场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