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

以长期被忽视的“实用说”为讨论场域,分析了这一范式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在文学形式方面,作为总体形式观念的“表述形式”,其性质是一种“权力性关系话语”,体现为修辞形式、类型形式、中心形式三个认识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政治、新教伦理、自然人性为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特征;在文学接受方面,趣味阅读与理性旨向是阅读理解方面的特征。本文对“实用说”文学范式具有认识价值,对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关系的范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

“左联”时期编辑出版文化在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其意义决不亚于以往从政治因素、时代社会背景、文学文本构成等方面审视文学;“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作为在革命、战争的罅隙间生存的新文学发生机制之一,体现在一是“左联”时期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文化市场关系密切;二是“左联”时期编辑出版行为有意开拓作者群,在其制约下的新文学生产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性”。     

认同焦虑及其循环：“求真性”与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叙述

“求真性”叙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在当下文论语境中,“真实”的认识论维度日渐式微,而其价值论维度日显重要。近三十年来的文学“求真性”叙述深度参与当代文学认同的生产,但在总体上难以建构出具有强认同度的“真实”。文学“求真性”叙述应当指向反抗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生产,在此意义上,文学“求真性”叙述的认同焦虑及其循环将永不息止。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论威廉·詹姆斯的意识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意识研究”(或意识科学)被誉为意识研究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威廉·詹姆斯是意识研究“第一个黄金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开拓者。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上的开拓性和全面性工作涉及四个方面:第一,詹姆斯在哲学和心理学上关于意识的众多主题的研究在当代仍显示出跨时代的蓬勃生机。第二,詹姆斯是意识的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认为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神经生理学。第三,詹姆斯在意识研究的方法论上持多元开放的态度,自发地将意识的第一人称研究与第三人称研究结合在一起。第四,詹姆斯率先将宗教体验与神经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宗教体验的神经学研究。在当代意识科学的背景中概括和回顾詹姆斯的意识研究具有双重意义:既有助于确定詹姆斯在意识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也有助于系统理解詹姆斯为当代意识科学提供的思想资源。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中国现代“杂”文学的价值重估

一直以来,中国“文学”的论域总在泛窄、广狭、正野、纯杂之间,到20世纪才进入纯杂分立的时代。经过提纯祛杂,纯文学周边的大量“杂”文学被长期忽略或屏蔽,但杂文学事实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实存的有机构成。杂文学疆域极广,文类众多,借用来自西方的“副文学”、“非虚构文学”、“私人文学”等概念来命名和限定并不完全相洽。杂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更具有非虚构性、实用性等本体特性,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和驳杂。杂文学同样是“有意义的结构”,具有其特殊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批评价值。杂文学写作是中国现代文人日常文学生活和中国文学国情的表征,只有破除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文类观念、文学史观念等观念规限,我们才能对这种文学实存进行客观、公正的衡估,从而撬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论英格玛·伯格曼电影的“两希”文明底蕴

 在对“两希”文明和谐平衡这一西方文化理想的呼唤中,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用精彩的镜像语言,对一系列具有浓重宗教色彩和终极意义的主题展开了富有里程碑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只有放在“两希”文明的背景中,才能获得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为深刻的理解。温暖的童年经验,使得将“全部创作建立在童年印象基础上”的伯格曼,获得了汲取各种文化给养的能力和兼容并蓄的潜质;伯格曼从基督教的“罪与罚”中超拔出来,在“意识”与“良知”、“知”与“行”统一融合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上,推进着理性与信仰殊途同归的进程;在个体精神的层面上,伯格曼与存在主义达成一致,将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艺术与神圣存在相互交融,以“在静穆中激荡”的影像风格,传达着“两希”文明相互包容的哲思。
      

"坦白"仪式的文学呈现——再论《简·爱》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简·爱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使得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叙述者＂读者啊＂的呼唤也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借助福柯关于＂坦白＂仪式的论述,将《简·爱》读作＂坦白＂方法论的范例,以此理解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文本成为叙述者的坦白过程,一方面是叙述者作为坦白者确立身份,另一方面是读者作为聆听者确立权威。文本意义在作为坦白者的叙述者和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二者相互作用中产生,同时也展示了夏洛蒂的叙事观念。     

结构的力量:作为一种文学审美要素的隐喻

在美学观念下,隐喻具有一种基本的两极结构。这种结构对文学意义的产生与诠释具有重要作用。文学文本在话语结构、形象组织和意义表达上,都要以隐喻的两极结构为基本结构,并依托这一结构进行文学观念的传达。而在隐喻的两极结构中,张力充当了意义表达的最直接动力,它使文学的审美结构变得更富价值和意义。理解文学审美结构的隐喻本质与张力构成,对理解文学自身的深层观念及其表达倾向具有重要意义。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 ——"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上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文学再现的“镜式本质”与解构

传统的文学观念往往基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探究文学的本质存在,这就形成了西方文论史上两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模式：侧重于再现客观世界的模仿说和表现作家主观情感世界的创造论。这两种理论模式分别以镜和灯为喻,实乃是对文学的再现,一种广义的“再现”,因而具备基本相同的镜喻形态,体现传统观念的“镜式本质”特征。20世纪以来,文学的再现性结构遭到诸多学者的批判和解构。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文本解构策略,呈现出不一样的批评风貌。     

学理境界与价值体认的双重突破--评刘起林《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

《胜景与歧途———跨世纪文学的多维审视》突破学术界既有框架和思路,从文学现实本身的特征与规律出发审视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到新世纪前十年的文学,用“跨世纪文学”的概念来命名这一具有内在统一性和生长性的文学历史进程。从民族精神文化多元而健全地发展的高度,选择和探索文学创作的主流,辨析其演变特征、文化逻辑、价值得失及应予提倡的发展方向。采用宏观态势考察与典型文本细读相结合的论述方式,持论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自觉的价值持衡立场,实现了创作与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良性循环,显示出学理境界与价值体认的双重突破。     

跨学科视域下诗学通感隐喻的哲学基础及审美特征

象征主义认为客观世界不是无生命的对象。它特别关注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的融合。通感隐喻被象征派诗人发挥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成为其语言风格的标志。象征主义对通感隐喻为何如此青睐?本文运用文学批评和认知语言学理论,通过分析象征派诗歌中通感隐喻的认知机制、哲学基础及审美特征,阐释其中的缘由。     

风信子花的芬芳：评瑞秋·卡森书信集

瑞秋·卡森是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肇始人,她的“海洋三部曲”被奉为自然写作的优美经典,《寂静的春天》成为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著作。卡森与好友多萝西·弗雷曼长达12年的来往书信中,“白色风信子花”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隐喻。本文试图从瑞秋·卡森书信集解读出这个隐喻的含义及其与卡森创作轨迹的关系。     

屈原诗歌艺术隐喻的创新与探索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楚辞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抒情诗方面成就很大,创作了不少令人叹为观止的诗篇。这当然得益于他在诗歌创作中成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隐喻。屈原式隐喻方式的诞生和成功运用,不仅成就了他的诗歌创作,而且也为后人树立了典范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龙须沟》与北京城市改造的文学表述

将城市的环境治理与一个国家万世太平的隐喻,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民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问题联系起来,老舍的《龙须沟》可以说是开了先例。作为一种城市景观,＂龙须沟＂呈现了＂旧中国＂的残破形象,因此＂龙须沟治理＂与城市改造的文学叙述包含着意识形态重构的重要意义。此外,《龙须沟》还在＂新北京＂的城市蓝图中呈现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现代性,它既包含着历史记忆的档案功能,又具有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抽象寓言意义。     

李健吾诗性批评的特质与价值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虽有西学背景,却放弃了西方文论的学理言说,从直观出发,整体把握,致力于开掘批评者与作者之间的灵魂共振;用隐喻与象征的形式表达生命体验,以艺术通达真理,呈现出鲜明的诗性特质。其文论的诗性品质正是中国诗学传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