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入环境法典之必要性商讨

论证环境权入环境法典的理由包括价值引领和构建公益诉讼权利基础的需要，但这两条理由均可商榷。环境法典作为部门法应该规定环境容量利用权、各种自然资源利用权等具体权利，不宜纠结于环境权入典。环境权本质是价值表述，但措辞抽象而未能明示需要协调的价值，立法目的表述令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显性化，是比环境权更好地体现环境法典价值的方式。义务正当性并非只有权利论证模式，环境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也并非来自权利，遑论环境权。环境权条款因缺乏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不能成为主要规范，且内容抽象不能胜任辅助规范功能。强行适用环境权条款将导致司法专断，或令本已错综复杂的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更加混乱。     

复合权利视域下环境权的新认识——兼论环境权的法典化表达

环境法法典化是新时代环境立法的新目标，环境权作为环境法领域的权利基石，应借助法典编纂的契机融入环境法典。环境利益本身的泛化性致使环境权内涵与外延在理论层面上兼容并包，这也决定了环境权应受公法、私法两种法律体系调整，其权利内容兼具公私双重属性。基于对以往“公权-私权”学说的审视与反思，文章重点针对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及内容等三大法律要件展开环境权双重属性的法律分析，明确其法律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就环境权的入典路径进行探讨，提出在遵循法典编纂“总则-分编”的体例之下，采用“一体多面”的入典方式，秉持法典内容中的公、私法协同保护的理念，在法典总则确立环境权的法律地位，在分则编明确保障环境权的规范依据。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客观上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和有效实施，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正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实现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上的空白以及现行法律在环境公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前提下，从现实和法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构想。     

论我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与实施路径

环境权是环境法律体系的基石性权利，探讨环境权入典问题是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权利需求的重要使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应在检视已有环境权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权利束的分析框架，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囊括多种具体权利类型在内的权利集合。阐明环境元权利束下，环境权实体性、程序性及救济性规定的相关内容，明确环境权入典具备的价值意蕴与现实基础。我国环境权入典实施路径，应采用“先集中后分散”的入典模式，同时与环境法典“总则—分编”的编纂体例相结合，采用“一元多层”的入典路径，在总则编中明确一般性环境权，将环境权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以及救济性规定有机融贯于环境法典的四大分编之中。     

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中心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客观上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和有效实施,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正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实现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上的空白以及现行法律在环境公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前提下,从现实和法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构想。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客观上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和有效实施,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正是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实现环境权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上的空白以及现行法律在环境公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前提下,从现实和法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构想。     

环境法典是生态修复责任的归宿——后民法典时代民法与环境法的区别与融合

《民法典》侵权编规范群规定了环境侵权与生态修复责任，这种立法模式给法律适用、民法典的科学性、环境法典的编纂带来了不利影响。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权的救济制度，直接对象是生态功能，客体是环境权。《民法典》调整民事权益，无法调整属于共享性、公益性的环境权，环境权的救济尚需公众参与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等制度的协动，应由公法调整，《民法典》无法承载生态修复责任之重。当前正值环境法典编纂之时，正是实现生态修复责任规范群“完璧归赵”的最好时机，即“出《民法典》，入环境法典”。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理论基础之探析

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的理论基础包括私人检察总长理论、公众参与理论、公共信托理论、环境权理论和妨害公众理论.私人检察总长理论是指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享有法律授权的类似于检察总长享有的起诉资格;公众参与理论是指为了弥补政府实施法律的不足,由私人以提起公民诉讼的形式参与环境法律的实施;公共信托理论是指为了监督政府履行环境资源受托人的义务,公民对于损害环境的行为有权提起公民诉讼.环境权理论是指公民享有在优良舒适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环境权可以通过公民诉讼来实现;妨害公众理论是指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妨害行为可通过私人提起诉讼的方式加以救济.这些理论基础推动和革新了传统的起诉资格法律,使公众的环境权益通过司法得以有效救济.     

环境平等权探析

本文从环境权的基本概念出发,从生态性环境权和经济性环境权两方面,分别对环境权的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进行论述:这种平等不是结果的平等,而是权利义务的平等,自然环境权是人权的组成部分,因而是人人平等;理想的、独立封闭的环境系统间的环境权是平等的,这是因为:环境系统间无利益的交流,无利益主体人的交流,无环境污染破坏存量的交流。现实的、开放的环境系统间的环境平等权不是绝对的,任何获取利益的主体,只有在其承担的环境治理义务范围内享有相应的环境权,这种环境平等权方可存在。而现实中的平等是相对的,更多的是不平等,为最大程度的实现该平等权,本文提出了对环境平等权的系列法律保护措施。     

体系化构建：中国环境立法年度观察报告(2022)

2022年中国环境立法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体系化。环境法典编纂进入官方视野带来了环境法体系化研究的热潮,并且在实质上影响了环境立法的思路和内容。国家层面的环境立法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特征,两部环境法律的制定、一部环境法律的修改从不同层次推进了环境法律的体系化发展,制度的体系化特征凸显;新出台的环境司法解释和环境类部门规章数量较多,对于环境法律体系的发展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环境立法的新近经验可以为环境法典编纂提供参考,并反映出环境法典编纂中需要重点考虑的立法范围、立法权与司法权界分等问题。地方环境立法的活跃度相对于2021年有所下降,但立法类型、重点领域等基本保持不变,也出现了一些新领域、新制度的立法;同时地方环境立法中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题选择、制度协同等问题值得重视,需要运用环境法体系化发展的思路逐步解决。2022年环境立法研究的关注重点也是环境法典编纂,并在体系化思路下对主要环境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关于环境立法本身的研究和分析也有不少成果。我国环境立法长期坚持的分散立法思路正在发生改变,环境法体系化发展的趋势已经明朗。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权分析

环境诉讼制度是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尽管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实践进展,但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研究仍然不够充分,需要运用诉权理论来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分析。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和宪法性权利,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的本质规定性。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权来源于公民对良好环境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公民环境权),并通过特定的法律途径加以实现。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涉及到诉权的主体问题,应广泛地赋予特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这三类主体。环境公益上的受案范围涉及到诉权的客体问题,应当尽量扩大"诉的利益"的范围,实现环境公共利益的整全性保护。诉讼制度变革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今后学术研究需着重加强的领域。     

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民环境权保护

保护农民环境权是环境正义的基本诉求。长期以来,我国囿于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的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农村环境治理长期被边缘化。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在保护农民环境权方面存在的缺失和不足,认为应当以培养农民的环境权利意识为切入点,建构城乡一体的环境共同体,在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环境权的法律地位,从制度上加强农民环境权的保护;在机制运行层面,充分发挥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作用,切实维护农民环境权;在司法层面,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保障农民环境权。     

公民环境权及其行政法治保障

公民环境权是公民的一项新的基本人权，是环境权中最基础最核心的权利，是环境行政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由于我国行政法治的不完善，公民环境权没有得到应有保障，因此，应建立健全行政法治保障体系，从法律上明确公民环境权，拓宽公民对环境行政的参与渠道，实现我国环境行政法治化。     

环境侵权法律救济应遵循的几个基本理念

环境侵权是因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他人财产权、人格权以及环境权受到损害,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环境侵权法律救济是环境法和民法都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同一般民事侵权相比,环境侵权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环境侵权法律救济也应有自己的特殊理念。从有效救济和全面考虑的思路出发,环境侵权法律救济的基本理念应确立为:环境(权利)保护与经济发展之兼顾;受害人保护之适度倾斜;事先救济与事后救济之并重;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之结合。     

论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理机制

作为环境法基石范畴的环境权能否得到有效实现,从终极意义上讲,是环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决定性因素。环境权的实现依仗于诉讼。环境公共利益所具有的不同于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一般社会利益的特性,环境法的可诉性特征,以及当前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中诉讼主体和诉讼事实的广泛性特征构成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法理机制。     

公民环境权的基本人权性质与法律回应

本文通过对公民环境权的法理基础的分析和对与公民环境权有关的国内、国际立法的考察,论证环境权的基本人权性质,阐明了将环境权作为基本人权对待的重大现实意义。并指出,将环境权确定为基本人权必然要求在法律制度上作出适度的回应。为此,需要在宪法中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予以明确规定,通过民事基本法对环境权的基本内涵和外延进行明确的界定,通过环境管理性的法律建立各种预防环境权侵害的社会管理制度,并通过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为环境权受到侵害的公民提供及时、便捷的救济渠道。     

环境人权在中国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碍

近年来,以厦门PX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集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公民环境权”或“环境人权”日益成为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专门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正在得到更好的制度化保护与保障.但也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治）建设还未达到一个历史性“拐点”,即明确确立与宣示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宪政基础.中国环境法制（治）建设的更大进展,除了法律渠道下的渐进改良,更为关键的也许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动力,尤其是来自民间基层的推动.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环境法治建设十年回顾与环境法典编纂前瞻

新时代十年，中国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全面修订为标志，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立改废步伐明显加快，环境立法体系基本建成；以环境执法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各部门多措并举提升执法质效，环境执法取得长足发展；以环境司法专门化体系建设为契机，专门环境诉讼制度与传统诉讼制度发展良好，环境司法体系运行顺畅；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为己任，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明显增强。党的二十大报告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定位，提出了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要求。面对“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环境法治建设所锚定的新方向，立足环境法典编纂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继续扎实推进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良法”保障。     

从行政权力本位到公共利益理念——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理念更新

我国当前环境法律制度以行政权力为本位,缺乏清晰的生态社会愿景和法律理想图景,轻视公众的社会理性和合作本能.环境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主体共同创造并仅由自然人成员享受的一种共同善.环境公共利益具有创造主体的共同性、受益主体的普惠性和自然人独立享受性的特征.公民和政府都是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我们应当根据环境公共利益理念更新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