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论张居正的考成法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隆庆六年神宗即位后,出任内阁首辅。万历元年至十年间(1573——1582),他发动并主持了一场震撼朝野的政治改革,挽救了明朝的危局,赢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被誉为“救时宰相”。他所创行的考成法,既是他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的起点,同时又是它的高峰。研究张居正的考成法,是研究和把握张居正改革的一个中心环节。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一、考成法的由来和内容张居正的考成法是在明代考察官吏制度混乱不堪、弊端丛生的历史条     

张居正改革对晚明党争及文人结社的影响

张居正改革失败后 ,其负面作用促就了晚明政派党争和文人结社的进程。即 ,一方面 ,由于受相权膨胀、专制肆行及言路阻塞的束制 ,阁、部之争演变成了党派与宦官势力的角斗 ,言论自由的回拨 ,又催促了党争的激化 ;另一方面 ,严酷的政治环境 ,使许多落魄文人无可奈何 ,只好远离政治旋涡 ,退而结社 ,觞咏酬唱 ,致使晚明文风亦为之大变。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嘉靖至万历时期历时近百年,是明代政治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开始之际发生的"大礼议"是一场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分庭抗礼的关键性事件,士大夫群体在这场政治冲突中失败,从而,在正统到正德时期承当士大夫政治体制内领袖角色的内阁蜕变成为皇权政治的附庸和工具。隆庆到万历初年,已经发生蜕变的内阁在国家政治中恢复了话语权,但扮演的不再是士大夫政治中心的角色,而是较单纯的辅翼皇权,甚至运作皇权的角色,从而内阁与期待恢复士大夫群体相对独立话语权的中下层士大夫发生激烈冲突。张居正去世以后,内阁弱化,皇帝与士大夫主流群体的矛盾被凸显出来,庙堂政治功能在此过程中瓦解。以"大礼议"为节点,"青词阁老"、"阁部纷争"、"张居正夺情"、"争国本"、"争矿税监"、"党争"等政治现象,一起构成了百年政治文化蜕变的一幅长卷。     

皇权膨胀下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内部分裂——由万历辅臣子弟禁考案说起

有明一代皇权膨胀,皇帝为满足私欲,往往撇开官僚群体,利用宦官等私人行权,形成对体制规则的冲击和破坏。作为一种本能反应,士大夫集团内部出现了渐趋明确的群体认同意识,由此导致了君臣之间的疏离和一定程度的对抗。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主体以自身生存所依赖的文化资本和官僚体制来约束皇权,争取部门职权和行政程序相对于皇权的独立,即权力的客观化,实际上是在尝试构建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的君臣权力关系新格局,这与传统君臣相处之道和皇权运作方式是矛盾的,不仅不可能被君主接受,亦不被皇权的趋附者及皇权维护者接受,由此导致了官僚群体间裂痕的产生。这是把握晚明官场生态和政治权力斗争之特点,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晚明对安南政策述论

明万历二十六年,明朝正式授予黎维潭为安南都统使,承认其在安南的合法统治,同时强迫其安插莫氏后于高平地区,使安南处于黎、莫分治状态。学界认为晚明这一政策是对安南的“双重承认”,其实晚明对安南的政策并没有脱离“一个安南”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处理对黎、莫关系以及边境骚动。     

“天如之名满天下”：复社主盟张溥晚明之影响探微

张溥为晚明风云人物，一生涉足文社、科场、朝政，创立和主盟中国古代第一大文社复社，影响科场选举和朝政人事，使社局与朝局相为表里，故在晚明“名声震天下”。从少年苦学到创立应社，从统一复社到科场联捷，从里居倡学到勇斗逆党，从谋救黄道周到运作周延儒复相，张溥在晚明颇具影响，不容忽视。剖析还原张溥在晚明的影响，对于认识和评价张溥，颇为紧要。     

由禅返净：晚明佛教发展新论

晚明佛教的信仰形态,呈现出儒佛互渗、净土独盛、佛典流行的新特质。晚明佛教并不是处在衰落之中,而处在由正统的＂出世宗教＂向近代＂入世宗教＂的转向之中。这种世俗化转向,是明代皇权的强化、僧伽组织的变革、士绅阶层的支持等多重因素的合力。晚明佛教的世俗化转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构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明社会与孟称舜戏曲的超现实意义

晚明的孟称舜是继汤显祖之后的又一个卓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其戏曲作品以重情为主要审美标准，曾被时人称为“言情家第一高手”。孟氏在戏曲中传达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当时具有一种超现实意义，究其原因，与晚明时期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学界的思想解放、士人的逐渐觉醒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观照——关于晚明党争与文学的研究构想

晚明以降,阳明学与程朱学并立格局,因由时势的变化,引发了政治上的纷争。思想多元,党争频仍,社团林立是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表象。这些因素引发了晚明党争与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追根溯源,唯有从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视角切入,方可突破其表象,得其实质。宏观上讲,晚明党争对文学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晚明党争与文学流派,主要指性灵派（包括公安派、竞陵派）;二、晚明党争与文人结社,如复社、几社等政治性社团;三、晚明党争与时事文学,如时事剧、时事小说等。     

论紫柏大师之死

紫柏大师是与晚明著名的思想家李贽齐名的佛教界高僧,但他却热心经世,结交世朝,结果因万历年间京师发生的续妖书案而被牵连入狱,并坐化狱中。紫柏大师之死是晚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是他身为佛教高僧热心经世的结果,紫柏大师的经历与结局正是晚明思想界的一个缩影。     

王阳明“心学”影响中晚明文论建构的三个维度

王阳明“心学”作为明代中后期的主流社会思潮，构成了中晚明文论发展的重要哲学背景，对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论之建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心学”高度重“人心”的观点使文论家对文学的抒情性给予特别的强调，从而促进了中晚明抒情主义文论思潮的流行。二是阳明“心学”“与朱子背驰”，具有思想解放之意义，从而启发文论家突破传统思想之约束，大胆提出新的文论观点。三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引发士人对人格价值的尊重，从而影响文论家高度重视通俗文学，并促进了通俗文学理论的发展。     

张居正整顿吏治的思想和措施

张居正自明隆庆元年升为大学士,万历元年起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病亡,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整顿吏治乃是他的一大政绩。过去人们较多地研究他在经济改革中实施的“一条鞭法”。对此则注意得不够。明朝中叶以后,吏治十分腐败,张居正以敢于“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以下只注篇名)的气魄,大胆予以整顿。虽然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整顿吏治之举终归失败,以至遭受籍家诛族之祸,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     

论晚明审美观念中的文人情怀

在晚明政治腐朽、经济繁荣、思想解放的特定语境下，晚明文人的审美观念发生重大变异，其审美情感始终逡行于雅与俗之间，大众审美趣味渐成主流，社会审美转向感官享乐，文人们在关注当下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同时，亦保留了文人所特有高雅情致和趣味。特定时代语境下文人的审美情怀可概括为富有时代色彩的隐逸超脱之情，彰显时代特色的闲适逸趣之情，标举君子情怀的风雅高洁之情，饱含时代审美趣味的世俗之情等四个方面。与前代相比，晚明文人情怀呈现出世俗化、娱乐化和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让晚明文人情怀更具时代性、现实性和现代性，闪耀着人文主义启蒙思想的光辉。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泰州王门学派对晚明思潮之影响

在晚明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泰州王门学派的革新者李贽等人对传统儒家的名教偶像给予新的诠释，提出自由开放的思想理念。这虽为传统儒学所不容，但这种追求人格独立的人文主义思想与时代进步合拍，并与批判摹古文风的公安三袁相呼应，担负起了冲击传统儒学和反对拟古文风的历史责任。嘉靖以后的几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中，公安派追求思辨的“内省”和“领悟”，受泰州诸儒影响很大；汤显祖等临川派人士等也推尊李贽。在学术上，泰州学者的传承有“一代高似一代”的豪侠气概，他们以王心斋为鼻祖，但门人多宗龙溪之现成良知说，泰州之学渐至走入疏狂之境。晚明“禅儒相杂”，禅学与王学互激互荡，这与泰州学派的影响也密不可分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明朝中后期的改革不是始于传统所认为的万历初年,而是始于嘉靖时期,因为永乐之后的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由大礼议而引起的明朝最彻底的一次人事更迭。新君嘉靖皇帝与"大礼新贵"张璁等人组成了全新的人事格局,开启了明朝真正的改革,对百余年的弊政进行了尽可能的革新。而隆庆、万历之际政局的演变,仅仅是一般性的皇位更迭,并未出现政局的巨变。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尽可能效法嘉靖革新,以遵循成宪和综核名实为主要施政特点。一方面,在嘉靖革新基础上有部分的推进,如一条鞭法的推广和推行考成法等;另一方面,对一些重大难题无力作为,如沙汰生员和裁减宗室禄俸等。只有以此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革新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如此,才能有理由说张居正是明代改革家。     

破体·解体·衰亡:晚明杂剧艺术论略

晚明是明杂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此一时期的杂剧创作接续明初中期以来的破体倾向,呈现出全面解体的局面,并最终走向衰亡,彻底失去了其作为舞台艺术的本质属性。深入分析晚明杂剧创作在艺术体制、题材取向等方面的变动及其原因,对于把握杂剧艺术的发展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