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及其现代回响

"天下为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恒久影响并具有普遍价值的内核,它体现着中华大社会共同体在其历史生活中蕴含和表现出来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观及相应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在先秦思想家中已经形成,在帝制时代经历了复杂的嬗变但要旨得以保持,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中继续构成深沉的历史文化基础。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需要深切体察中国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追求公共权力运作的普遍合理性,严格制约公权力的私有化,在公私张力场域把握合理的中道。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要义

<正>明清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大变迁时期。因而,关于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及其演变历程的研究需要深入加以研究。在前贤诸多研究成果基础上,笔者近年尝试提出一种相关假说,名之为"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已刊诸文,或讨论概念、方法,或考察特定具体问题,皆各有偏重,今将其要义再做概括性的说明,以求得关注此类问题的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述,探索     

和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从普世的层面来说,和平指的是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之内部的和谐相处关系状态。在比较具体的层面,可以将和平放置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以及现实处境的场域中来做充分注意文化差异性的思考。和平是一种宁静的状态,是一切公共关系、秩序的最高原则。真正、持久的和平必须建立在一种珍视和平价值的文化基础上。人类必须建设一种浓郁的和平文化,使之成为比竞争文化更为基础性的自觉。世界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诉求,必须由世界人民通过对话、交流、融合建设起来。和平是所有人类的根本需求,是最值得珍视的人类社会状态,保持和平,需要建设和平的文化,也需要国际秩序保障机制的改革建设。     

《清史稿》勘误一则

《清史稿》卷三百十三《舒赫德传》:“行边至努兑木伦,护厄鲁特人。掠马者乌梁海人入边,竄匿俄罗斯,驰檄往索。”考《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六十二《舒赫德传》作:“巡台站至努克木伦,沿途查孥掠马之额鲁特,护送运往军营口粮牲只至额尔齐斯。有掠台站之乌梁海竄俄罗斯,向之索取。”1.“努兑木伦”当作“努克木伦”。“木伦”者。河也。努克木伦清属乌里雅苏台辖,入     

李洵教授学术评介

我校博士研究生导师、明清史研究所所长李洵教授,1946年毕业于北平临时大学历史系,曾受业于冯承钧、瞿兑之、谢国桢、刘盼遂、容庚等当代知名学者,颇受启迪。自1948年来我校任教,在40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对建立新的明清史教学体系与开展明清史研究,培养明清史研究专业人才,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是目前国内明清史学界较有影响的学者。早在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生的学术专著《明清史》,是建国以来以马列主义史学观点为     

关于史学方法论对象及其结构关系的探索

当代中国历史学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人们依凭发展了的科学知识、理论思想和价值观念,重新审视历史学的体系、价值和趋势,自然而然地把史学方法论的继承与创新作为着力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关于史学方法论对象及其内部结构关系的初步意见。作为探索,它还只能称为一种假说。史学方法论的对象受到历史学学科特性的制约。人类社会活动,从其发生、发展、     

东方与西方历史观的对话--与美国学者萨米尔@皮尔逊就历史观念的探讨

皮尔逊教授从文化传统差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史学研究中对"客体”的过度偏重,以及西方学者更注重主观参与与历史客观的结合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及其利弊得失.中方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皮尔逊教授观点的同时,还指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认为历史研究既要主观地从多种角度去考察,又不能淡化原始文献的客观性.     

明代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明代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结构性、不可逆转性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包括白银成为主导货币、赋役体制中基于土地并以货币征收的赋税比例扩大、货币财政体制形成、国内和国际市场体系发展、人口大幅度增长。这些变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转,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同时也因超出以往王朝行政、金融、财政管理的经验范围而加速了明朝帝制体系经济功能的失序。明朝政府经济干预的三个杠杆,赋税制度、政府财政支出、货币管理在明中期以后都有顺应市场经济的动向,但又都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原因主要在于帝制体系本身的僵化和明王朝自身进入衰败期之后的调整乏力。变化中形成的新的经济结构,可以容纳更大规模的商业繁荣,但是并不构成产业升级的直接基础,距离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尚远,是一种帝制农商社会经济结构。     

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对当代文明基本处境的一种思考

20世纪中叶以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为现代思想探索的核心主题。在放弃中心论思维方式的前提下,要保持伦理价值的人性,最切近的选择是建构一种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本主义,首先从语言符号意义上直接扬弃了把人类看作绝对中心的假定,扬弃了将人视为宇宙目的的暗示;同时又护持着价值观的属人的本质,因而保持了文明的意义。当代全球范围内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重心都在于辨识一种新世界伦理观的基本方向,以为人类自处的轨则。新人本主义的人—自然观承认人的创造力,承认科学对于人类生存的巨大价值;同时它扬弃对于科学的迷思,不再把科学当作宗教。新人本主义人—自然观肯定文明经历的价值,不主张简单地回归自然。文明论不应成为关于对抗的理论,而应是关于共生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