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唐仕途结构述要

本文以汉以来有关变化的背景，讨论了吏道和科举在唐代所具有的新的地位和性质，以及其它各种仕途的相应分化和调整。这些事态体现了自汉至唐文官选拔制度的转折及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更切实际地揭示我国古代诸仕途的结构关系，并为有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唐代的尚书省—寺监体制及其行政机制

三省制及以之为基础的宰相制构成了唐代国家的最高决策部门,而寺监与尚书省及其相互的联系则构成了中央行政体系的骨架。故尚书省为一身二任的机关:对上,它参与三省的联合运行而从事最高决策;对下,它总辖寺、监、府、州而管辖实际政务。关于前者,史界已多有论述,而对后者则几付阙如。这反映了政制史界长期以来重视中央甚于地方、重视政枢甚于一般机关的倾向。笔者以为,对理解整个行政体制而言,建领于政枢的角度固然也可能窥知全豹,但毋宁说自下而上的角度更来得亲切。尤其是对把     

汉—唐诸卿沿革发微

<正> 研讨自汉至唐中央政治体制的发展过程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角度:着眼于新制的长出,这是三省次第出现和发展,终于形成以三省六部为骨架的体制的过程;而着眼于旧制的退化,这也是秦汉的公卿体制逐步衰落衍变的过程。本文即大体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列诸卿的演变着眼,掇其职司性质之沿革,从而发汉唐间新旧体制交替之幽微。至若该时期官制的梗概,凡前人论述已多者则一并从简;另涉该时期政制深化的社会原因之类,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 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     

论科举制的几个问题

科举始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其中最为典型也是最为重要的一说,科举产生于隋。本文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科举始于汉代的察举,并作了充分论证。同时,文章还对二千年来科举的录用量和举贡量进行计量分析,认为历代科举录用量和举贡量之比,相去不远。文末,还对科举制之流变以及八股文作了评价。     

论中国封建专制君权的发展趋势

对中国政制史研究来说,封建专制君权的发展是一个几乎关系着全部重大问题的课题。本文愿在祝总斌先生《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一文之后,来继续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