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评价

在先秦逻辑思想中,孔子正名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正名以正政"是其逻辑前提和逻辑结果的统一,体现了求真与求善的两种精神.求真精神追求了正名思想的"逻辑真",求善精神追求了正名思想的"伦理真".孔子正名思想的逻辑观有着鲜明的伦理化倾向及特殊的历史作用,对构建当代合理的国际关系与文化交往,也有着不可忽略的时代价值.     

论孔子的正名思想

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正式提出正名是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是年孔子自楚返卫,子路向他提出“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卫君即卫出公辄,当时他正与其父蒯聩为争夺卫国政权而兵戎相见。孔子的正名即针对这一事件而发。但正如谢良佐所说:“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论语集注》卷七)谢良佐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是针对卫国特殊国情而提出的政治措施,而且是一般政治原则,这是正确的。我们即把正名作为孔子提出的一般政治原则加以探讨。     

孔子的“正名”说是政治伦理的,还是逻辑的

孔子的“正名”说是特定时势的产物 ,纯粹是政治伦理意义的 ,这也是由其目的、内容和原则所决定的。孔子“正名”说中运用的逻辑形式完全是出于立说行文的需要 ,这并不意味着孔子在自觉地创立逻辑理论。     

孔子“正名”新考

孔子"正名"说和"名分论"、"名实论"并无天生的关系。《论语》的"正名"之所以会被赋予各种各样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后人依据后代的"正名"观去臆测孔子,在名思想发展史进程中将孔子"正名"说从一个虚壳一步步充实成为一个实体。孔子"正名"的原义或许很简单,并不是要建立什么"名"的规范系统,而只是在历史上孔子第一个意识到了语言对政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注意并预见到了名之不确定性、暧昧性、随意性对政治所可能带来的影响,看到了语言在无法准确表意、或为人无法准确接受时会出现的政治后果,意识到了"名"作为明确是非、建立标准之手段对社会政治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孔子虽然提出了言语之不统一会导致政治的不统一,却没有贡献解决的方法。     

孟子在先秦名辩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

名实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孔子提出“正名论”,邓析提出“两可说”,老子提出“无名论”,可见名实之辩已为当时世人所重视。孔子提出正名论,是从维护原有政治道德名份着眼的,但也接触到人的思维规律问题,即已经提到名(概念)和言(判断)的关系问题。另外他还提到辞(言)和意的关系(“辞达而已矣”),以及“举一反三”的类比关系问题等,孔子的正名论给后来儒家学派的名实观奠定了基调。对后来的孟子起到一定的启发诱导作用。     

孔子“正名”考

<正>"正名"是孔子的政治主张。更准确地说,是孔子总结、认定的为政要件或"先手"。古往今来,这一主张虽颇受关注,几成"名学",但在具体内涵的理解上却众说纷纭,     

孔子是否提出了正名说？

正名说一向被认为是孔子提出的一种重要思想,但是近代以来也有部分学者对这一点提出质疑,这就使得孔子思想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混乱。陈启云先生曾经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相关怀疑进行了具体驳斥。不过,要想从根本上证成此说,还必须从《论语》的结集成书、正名说与名实说的区别、先秦的学术精神气质以及孔子的推论致思上做进一步说明。     

“正名”浅说

<正> 《论语·子路》篇“必也正名乎”之“正名”二字的词义,自汉以来,即有二说。多数学者认为“正名”即“正名号”或“正名分”:郑玄则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皇侃《论语义疏》引)我赞同郑玄“正名”即“正书字”之说。清人江永说:“孔子‘必也正名’,盖必形、声、义三者正,而后可言可行也。亦必本义明,而后形、声、义三者可正也。”(《说文解字段注后叙》)江氏此说,为“正名”即“正书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联系《论语》所产生的时代,我们发现“名”训“字”者,不乏其例: 《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注云:“古者曰名,今世曰     

孔子“正名”新解

正名说是孔子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学术界通常将名理解为名分、名实或名言等三类。这些说法各有不足。名指代某种价值观。正名说之意图在于框定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即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     

“礼仁”思想观照下的孔子语言哲学观探微

孔子的语言观是建立在“礼”与“仁”的哲学基础上的,与“德”、“行”等范畴互为联系,构成实用主义语言观。从“正名”哲学思想下“名实相符”的内在逻辑,君子立身“慎言”观的言语价值、言行一致、言语忠信,以及“实践语境”中的言语行为等方面具体探讨孔子所提倡的言语行为规范如何反映孔子心日中君子的理想标准、如何体现其“礼”与“仁”的思想,并进而折射出孔子的语言哲学观。     

上博《诗论》简的作者和作年──兼论子羔也可能传《诗》

上海博物馆２９支《诗论》简，不能全归诸孔子名下，其　中既有孔子之说，也有孔子弟子之说。孔子这位解《诗》的弟子，很可能是子羔。传孔子和　子羔《诗》说的，是孔子弟子子羔以外的再传弟子。先秦儒家传《诗》，孔子以下，是多元　而并非单线，其中也有子羔一系。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     

乐亡隐情:孔子乐论思想的文学意义

"乐亡隐情"是上博简所见孔子论"乐"的话语,系上博简公布前传世文献所未见内容,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文化背景下,对"乐"之文化功能的重置。"乐亡隐情"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孔子的文艺思想并非"不及情"。孔子"乐亡隐情"为代表的乐论思想,不可避免地生发着文学意义。     

关于孔子论管仲的争议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重要人物。孔子对管仲的评论,也成为历来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肯定派学者理解为孔子称许管仲为仁人,这符合孔子本意;半肯定派理解为只谓其有仁者之功,未许为仁人,这种认识带有片面性;否定派认为孔子未曾以仁论管仲,这是完全错误的。孔子评管仲为仁人,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孔子的人生之乐及其文学演绎

孔子的社会实践丰富多彩,旷达的人生态度使他体验到诸多的人生之乐,如学习之乐、朋友相聚之乐、赏乐之乐、山水之乐。孔子的人生之乐具有自己的规定性。随着儒家学派的确立,孔子被神化,也被文学化,战国到两汉期间,以《论语》记载的孔子人生之乐为基础,演绎出许多富有文学色彩的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选取的是最能代表孔子人生之乐的事象,在题材选择方面具有典型性,合乎文学创作的规律,推动了文学发展和文体的生成演变。     

孔子反对"铸刑鼎"的法哲学解读

孔子对铸刑鼎的反对立场是没有疑问的,但对孔子反对铸刑鼎这一经验性事实的理论性解读却是争议不断的。放在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去考察,孔子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上,对人的理性持审慎的怀疑态度,对单凭人的理性所制定的法典的质量并不乐观。这体现了孔子对自由秩序和良法的追求。孔子对铸刑鼎的反对观点自有其闪光的深刻之处,不能简单地定论为落后。     

游必有方——孔子的旅游思想

孔子一生中有很长时间用在旅途上,远游经历对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对来访的远游者持欢迎态度,也鼓励读书人主动走出去,提出了"游必有方"的远游思想,用"有方"来构建儒家伦理框架下的远游观。孔子的阐述常被后人有选择地误读,说明他的旅游思想具有创新性。孔子的旅游思想强调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包括"修学"、"游于政"等内容,也有一定的隐逸情调,为后世儒者向释道打开心灵之门预设了一种可能。孔子倡导的"游必有方"既注重实践过程,本身也是有效的教育手段,对道德修养和君子人格养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孔子“愚民”辨

由于对《论语 .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的理解不同 ,自东汉以来 ,一派学者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 ,另一派却认为没有愚民思想 ,两者针锋相对 ,沿续至今。据对孔子的身世、经历、终生事业、相关言行及先秦学者的理解等的综合考察与分析可知 ,前一种看法是错误的 ,而后一种是正确的 ,即孔子没有愚民思想。     

孔子父子互隐与孟子论舜的再思考

从内容上说，“父子互隐”与“窃负而逃”都涉及亲情与礼法的关系。从对象上说，父子互隐和窃负而逃都涉及儒学群己关系，其中父子互隐主要涉及父与子、自己家与他人家，窃负而逃主要涉及自己家与他人家、家与国。从孔孟角度看，孟子希望舜窃负而逃、而孔子则未必赞成鲁国直者父子互隐，孔孟在此有所不同，孔子的态度有利于群体和谐。     

孔子的“君子”人格理论探析

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儒家的理想人格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子"人格.以"仁"为核心的君子人格理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