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新闻传播中的挑战与对策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网络新闻成为网络媒体传播意识形态的主力军。然而,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随之出现,如官方网络新闻媒体公众影响力羸弱,非官方网络新闻媒体辅助不力;网络新闻受众群体扩大,复杂性增加,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受威胁;网络新闻"把关人"职能缺失,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复杂的网络环境等。有效利用网络新闻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官方新闻与商业新闻的互动传播;提高议程设置的能力,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加强教育与完善法制法规并举,全面提升网络新闻"把关人"的道德认识、意识形态认识;进行价值理性的引导,提高国民媒介素养。     

新媒体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挑战与回应

新媒体的勃兴引起传播模式、传播环境的新变革,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在转型适应力、受众注意力、管控力等方面都带来了挑战。新媒体促进意识形态传播主体向多元化、平等化转型,传播风格向大众化、通俗化转型,传播方法向隐性化、多样化转型;不仅分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传统媒体传播中的受众注意力,而且增加了在新媒体自身聚集受众注意力的难度;新媒体"把关人"缺失以及新媒体传播阵地不够坚强、管理规程不够完善等因素,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管控力。应对这些挑战,关键是坚持正确的策略路径,在积极创新传播方式方法、加快新旧媒体有机融合、改进党对新媒体的领导等方面下功夫。     

算法推荐赋能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作为一种工具存在的技术,算法推荐在算法设计、数据筛选以及信息推送等过程中潜藏着技术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和传播观念,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推荐的应用给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双向效应：一方面,算法推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数据支撑、精准信息和实时评价;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存在的“算法黑箱”“信息茧房”以及“受众本位”等不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统合,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发挥算法推荐的正向效应,有效规避和抑制其负面影响,通过增强技术赋值、完善法治监管、培养意志自律、聚焦民生热点等方式,助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媒体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

如何提高主流新闻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必须研究和遵循大众传播规律,注重从受众和传播效果的层面进行研究。文章对大众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进行研究,结合我国主流新闻报道实际,提出主流新闻必须增强与受众的关联度,增加报道的信息量,融合不同的“舆论场”并实现各类媒体联动。     

微传播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制度构建

微传播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传播主体多元、信息体量剧增、信息传播交互、传播价值多元、传播内容碎片化等特征.传播主体多元要求改变以往单一主流意识传播格局;信息高速发展要求进行适当的信息疏导及总量管控;信息交互传播要求意识形态阵地应实现对话式宣教;信息价值多元要求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合规性监管;传播内容碎片化要求意识形态传播应进行话语转化.当前我国应着重健全主流微媒体意识形态宣教长效机制、完善特别群体信息疏导及总量管控机制、建立意识形态对话式灌输长效实施机制、实施微媒体意识形态风险分级监控制度和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微话语传播交流机制.     

“新闻受众”地位提高之原因

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近年来“新闻受众”地位提高的原因：其一，“新闻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受众最终决定了“新闻产品”市场“价值”的实现；其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对媒体的选择呈主动性，形成了“新闻消费自觉”的特殊心理；其三，关注受众心理选择，是新闻传播由“纯意识形态行为”转入“市场行为”的必然。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五大着力点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着意识形态主导权，影响着意识形态安全。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众多话语主体的相继出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信息碎片化、表达泛娱乐化、话语“平权化”、传播方式圈层化等不利影响，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当前，必须把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重点解决好“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在哪里说”等问题。应通过打造话语主体、创新话语内容、融合话语媒体、增强话语导向、扩大话语空间等有力措施，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胜任力、说服力、传播力、向心力及国际影响力，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筑牢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融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精神生产视阈述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近年来,学界围绕融媒体、意识形态建设以及精神生产展开了多维度的深入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国外学界侧重于对媒介展开意识形态批判,与融媒体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新闻媒介领域的传播实践。反观国内学界关于融媒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工具价值层面,主要从技术变迁维度探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且对于精神生产的研究多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理论阐释,鲜有从精神生产的视野出发提出融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并进行路径论证。今后,学界的研究重点应当侧重融媒体“本体论”意义的阐发,在深入把握精神生产规律中观照意识形态生产,力图在融媒体时代实现精神文化生产与意识形态生产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与凝聚力。     

自媒体情势下的艺术生长

随着网络和手机技术的发展,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以强大的声势涌入主流传播渠道,使得艺术传播单一地屈从传统大众传媒传播逻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艺术的生长或因现代传媒环境的变化呈现出分化发展的情况：依托传统大众传媒发展的艺术进一步精萃化,服务于企业品牌建设的倾向化创作促使艺术流派多元共生,基于个人自媒体的艺术精彩纷呈。在这个注意力主导的时代,以互动、社交、分享、小众化、大数据取胜的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促使艺术传播与价值影响发生诸多变化：艺术普及更为迅速广泛,大众审美空前提升;人人都是设计师,个性化订制大发展;艺术批评全球化,艺术品交易市场更加活跃;艺术文化产业大发展,基于艺术的自媒体“钱景”可期。自媒体传播在大大促进艺术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比如：传播内容的同质化问题严重,自媒体艺术传播面临发展瓶颈;超现实镜像问题依然在自媒体中存在,这对包括艺术在内的社会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极为不利;技术引发传播异化,并对艺术创作产生负面影响。     

文化传播的伦理关怀

我国政府职能正在向“服务型”转变,道德建设方式随之转变:道德权力由集中转向分散;道德话语由政府向消极受众的单向传递,转向道德多元背景下的道德平等对话;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教育转向精神文化的创新和传播。但是,主流道德建设需要主流精神文化的支撑,精神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必须具备伦理关怀。     

作为媒介的“红色地铁”：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空间争夺

“红色地铁”将红色文化融入地铁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红色地铁”通过嵌入式“看见”、直陈式“劝服”以及流动式“捕捉”使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众日常生活，即通过空间嵌入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公众视觉审视的中心，通过空间修辞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空间延伸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然而地铁空间中消费主义的渗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以传播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商业广告与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红色地铁”之间形成空间竞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通过空间渗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空间争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应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生活空间转向，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日常生活空间。     

交往中的共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考

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比较复杂的表现形式,它一旦形成,必然会对现实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达不到其推行主体预期效果的现象,甚至会出现“主流”与“流行”、“上层”与“民间”意识相冲突的现象。如何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我们除了要制定一些“技术性”的宣传和传播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由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呈现阶级性和特殊性等多种特征。在现代信息技术等因素的作用下,主流意识形态受到各种挑战。因此,我们要关注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研究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交往中自觉构建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      

流程优化：新媒介生态下主流媒体核心 竞争力的呈现与扩散

5G、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介入,对传媒生态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去中心化的传播方式,使传播理念与模式发生巨变。在新的媒介生态下,主流媒体要不断呈现和扩散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转型优化传播流程。在传播主体上,体现从一元到多元的传播赋权;在传播内容上,聚焦从聚合到分发的精准服务;在传播渠道上,深化从“相加”到“相融”的跨界耦合;在传播对象上,适应从受众到用户的定位质变;在传播效果上,实现从接受到认知的“黑洞”烫平,为建构主流媒体主导的新传播景观服务。     

融媒体新闻生产的实践思考

融媒体新闻生产不是单纯新闻信息输出,应将用户体验、产品活力与构建新型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深度把握融媒体新闻生产的本质意义,并行思考融媒体传播的“融合”与“拆分”,破除融媒体新闻生产中简单化消融传统媒体、内容同质化相加,播发平台机械化转换等弊端,真正融合声、屏、报、网、微、端的综合优势,拓展新闻产品的信息空间,提升新闻产品的社会价值;顺应受众接受习惯,优化用户体验,依托新闻主阵地,增强新闻产品的美誉度,夯实新闻产品的公信力;打通主流媒体与社会媒体的业务通道,增强新闻产品的活力,扩大新闻产品的影响力。     

“信息茧房”效应下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守正创新

数字时代的传播环境变迁影响着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一方面,多元载体、媒体融合和科技赋能催生的多样化表达,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叙事空间;另一方面,制度模糊、“去中心化”和圈群固化的现实困境,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分化、消解的潜在弊端。学生圈群“信息茧房”效应是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消解的外化表征,也是重新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着力点;“信息茧房”的瓦解与预防,也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守正与创新的重要战略。唯有严把信息入口、整合信息出口、强化精准供给,才能为夯实意识形态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提供现实基础;唯有推崇表达创新、强化氛围营造、发挥技术效能,才能为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创新开辟更大的可能。     

“微时代”高等艺术院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境遇与对策

在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移动终端迅速普及,微博、微信等微媒体方兴未艾。面对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加速融合的新形势,高等艺术院校必须筑牢思想防线,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进一步通过整合教育资源,有效发挥“微平台”优势,不断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强化艺术生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代传媒策略

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现代传媒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三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以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现代传媒策略。认为：厘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是现代传媒功能发挥的前提;现代传媒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策略,应尊重传播规律和受众接受规律以及受众需求,积极担负起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功能。     

新媒体环境下图书馆危机之应对

新媒体的应用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媒体融合之势下,图书馆面临各种危机与挑战：传统用户的分流、阅读方式的改变、信息安全的挑战、人才的流失等;解决危机的应对策略包括：借助各种新媒体抓住“受众”,加快技术更新、实现图书馆转型,利用新媒体拓展信息服务模式等。     

算法推荐场域中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及其防范

算法推荐技术被广泛应用于信息的采集、生产、分发、推荐、反馈各个环节,可能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在乡村社会,算法推荐深刻影响着农民群体的信息接受与传播行为,导致乡村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原本拥有的注意力被分割,面临引领力被削弱、整合力被消融、凝聚力被消解的风险。防范乡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风险,必须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推进算法推荐技术与主流媒体深度融合,以法律制度规范算法权力,培育农民算法素养,从多个维度开展乡村主流意识形态风险协同治理,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