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基于P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研究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的当期减贫效应,但持续减贫效应不显著。具体表现为仅在缓解农村贫困人口之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效应,而对减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缓解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短缺程度上没有发挥积极效应。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不仅具有较强的当期减贫效应,而且具有长期持续的减贫效应。其降低农村绝对贫困程度的效应要大于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收入短缺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效应。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中国农村省际间教育不平等与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实证

通过构造内生收入函数模型,利用199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实证研究了我国农村省际间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动态影响。结果发现:农村教育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重要原因,农村教育不平等每上升1%,农村省际间收入不平等将上升15.7346个百分点,并且农村教育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越来越重要。此外,农村教育扩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假说得到证实,目前我国农村教育扩展仍处于扩大收入不平等的阶段。     

中国农村贫困变动：1981—2005 —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和指数的对比分析

 本文以中国官方贫困线和世界银行公布的国际贫困线为标准,利用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分配分组数据,测算了1980年以来的四种贫困指数。研究发现,虽然农村贫困状况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基于不同贫困线标准衡量的贫困程度相差悬殊,这使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变得更加复杂;脱贫时间指数的构成中,由于不平等所延长的脱贫时间,相对而言明显提高,这说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已经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这种变化趋势值得高度关注。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村贫困减少动态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国1980～2005年度数据为样本,基于VAR模型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贫困减少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从长期看,财政支农支出是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有效途径,但同时也加剧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从短期看,财政支农支出减少贫困的效果不明显.因此,政府利用财政支农作为减少农村贫困的手段,一方面,应继续执行稳健的财政支农政策;另一方面,建立一套综合测量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减贫政策目标体系,力争在减贫目标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教育与收入分配差距：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段,对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借鉴Beach提出的分位数法构建时间系列模型,利用中国农村1993-2007年的数据,从受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程度两个方面考察了教育与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中国农村,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或者说教育的均化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不平等之间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当前我国农村整体教育水平仍然落后,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模式仍处于倒U型的左边。上述结论对农村的收人分配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含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联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扩大,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日益严重的负面影响.通过测算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城镇化率,分别描绘出湖北省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变动轨迹及发展现状,进而实证分析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建设的动态关联.研究结果表明,湖北省城镇化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产生正向冲击,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同升同降的长期关系.对此,文章提出推动中心镇镶嵌发展,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建设,加快推进“人的城镇化”,逐步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目标下金融素养对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消除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是促进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分位数回归等方法,系统解析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金融素养能抑制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且金融素养对农户家庭的促收效应随着收入的降低呈增长趋势。在时间趋势上,金融素养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改善作用先下降后上升,人口老龄化对其的加剧作用却趋于平稳。农户金融素养提高可抵消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负面作用,从而抑制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     

机会不平等的衡量：参数测度法的应用与改进

本文在考虑不可测环境和努力变量的影响,以及处理环境和努力变量相关性的基础上,改进机会不平等的参数测度法,并运用这一方法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进行数量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机会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的比例平均达到29%左右;分解结果显示,可测环境变量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占收入不平等的比重维持在27%左右,不可测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平均而言只有2%左右。此外,家庭教育背景差异、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性别歧视构成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机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本文认为,为降低中国居民收入的机会不平等程度,政府应对因外部环境不利而陷入贫困的居民进行救济和补偿,为弱势群体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创造条件和提供平台。     

边疆地区农村贫困程度的测度与模拟分析——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利用2000-2009年新疆农村收入分组数据,首先计算历年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分析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变化情况;其次对新疆农村FGT贫困指数进行分解,探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对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最后模拟分析各个贫困指标对贫困线变动的敏感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新千年开始后新疆农村贫困程度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大体经历了大幅下降、平缓变动、小幅上扬三个阶段;FGT贫困指数分解后发现,各期影响因素作用不一,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或者恶化产生了不一样的减贫作用,贫困线上调最明显的效应是新疆农村贫困面扩大;模拟贫困线上调后发现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幅度的变动具有较高的敏感性。新疆农村的贫困问题比较复杂,最近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尤其是最贫困人口的境况需要获得更多的关注,基于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测度与分析——基于经济增长与财富分配视角

文章选取2000—2019年城镇住户收入分组数据，测度与分析中国城镇住户相对贫困的程度，估计相对于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相对贫困弹性，构建相对贫困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经济增长、财富分配与相对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城镇住户的相对贫困率和相对贫困指数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相对贫困将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旨在减少财富分配不平等的政策比提高平均收入的政策能更有效地治理相对贫困；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富分配极不平等时，增加收入或改善财富分配都对城镇住户减贫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     

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中国城镇化与农村消费增长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阐述城镇化对促进农村消费增长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2009年我国205个地级市的截面数据,运用自抽样、OLS回归和SUR估计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城镇化对农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城镇化有效促进了农村消费的增长,且这一影响将随城镇化程度的提高而相应提高;同时,由城镇化引致的农村收入、教育及金融等方面的改善对农村居民消费也呈现为正向影响。     

教育经历、社会资本质量与农村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多维度检验了教育经历、社会资本质量及其交互作用对我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农户教育经历提升将使得农户间收入差距扩大，并且这种扩大现象在高收入农户群体中效果更加明显；社会资本质量能够帮助低收入农户降低工作搜寻成本，从而有利于缓解农村收入不平等扩大的现象；教育经历与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验证了社会资本质量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具有较强的削弱作用。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

多维贫困理论与方法更有助于对贫困的精准识别和量化.本文构建了新型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引人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测度并分解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水平.研究结论表明: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多维贫困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指数下降,表明农村家庭不易发生多维极端贫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MPI)呈西高东低态势,表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具有典型的区域分布特征.此外,多维贫困指数分解结果显示,收入、金融和教育等因素是我国农村家庭致贫的主因.其中,东部地区金融因素影响最大,而中西部地区则为收入因素.研究结论为贫困的识别和精准扶贫提供了政策依据.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拐点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拐点出现在城镇化率为46.07%的时候,约在2009年出现。同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呈"倒U型",不过其拐点与全国相比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处于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其"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而西部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的更晚。     

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扩大了吗

引致健康不平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收入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采用建立在追踪调查样本上的集中系数,对1990-2006年间与收入相关健康不平等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显示：（1）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且累积效应不断深化,初始收入不平等是健康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2）居民平均健康水平有所降低,穷人的健康变动度大于富人,农村的健康不平等大于城市;（3）农村收入不平等扩大带来了健康不平等上升,而城市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使收入不平等扩大对健康不平等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因此,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小城乡健康差距,是缓解健康不平等的有效途径。     

贫困缺口总指数的构造、分解与应用

本文构造了一个新贫困指数 ,通过对 指数的因素分解及衍生指数的构造,提出了一些重要贫困指标的预测和推算办法。基于CHNS1991-2011年跨度20年的8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近20年来总贫困缺口率呈现年均6.39%的缩减率,其贡献全部来自贫困人口总规模递减这一因素的影响,而另外两个因素,即平均贫困缺口水平和贫困差异度则呈现年均小幅上升趋势,表明减贫质量不容乐观;以现有减贫模式对我国农村2020年的平均贫困缺口水平、贫困不平等程度、贫困规模等指标进行预测显示,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提出了采用精准减贫,重心在于提升贫困人口获取收入的能力和缩小贫困不平等程度的相关建议。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

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的地区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入手,通过建立Panel Data数量关系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最大,西部地区最小,但影响效应都是正向的;不同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公平性、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也不同,因此提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村社会保障,提高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消费支出和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