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理论阐释、他国经验与创新路径——基于农民现代化视角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农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日益凸显,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成为基于将来"谁来种地"的战略考虑。鉴于此,从农民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进行科学理论阐释,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创新路径,这将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三农”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难题。“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民没有享受到充分的权利 ,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是给予农民与城市人同样的待遇 ,赋予农民基本的权利。     

浅析当代中国的农民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产业，农民是农业的主体，农民问题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是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我国是一个传统型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今天的农民问题不可轻视．重新认识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对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农村的城市化与农民的非农化问题刍议

“三农”问题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道难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核心在于增加农民收入,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农民的非农化,这就需要通过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民素质等多种途径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新型职业农民身份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值匹配方法的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来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缓解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的现实途径。根据2018年山东省经济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实证检验了新型职业农民身份对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效应,并讨论了新型职业农民身份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新型职业农民身份对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具有正的影响,相比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一方面,倾向值匹配方法得出的处理效应要小,但统计上仍然是显著的,平均而言,新型职业农民比普通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高5623元;另一方面,在倾向值加权回归模型中,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变量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不再显著。对模型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新型职业农民身份的收入效应可能受隐性偏差的较大影响,这些隐性偏差来自于数据中无法获得和控制的自变量。根据实证结果,为让农民分享改革成果,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进一步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有效解决新型职业农民与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组织方式之间的衔接问题。     

论职业农民主导下的家庭农场创业

21世纪是现代农业创业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十分重视支持农民创业活动,在培育家庭农场和发展规模化经营等方面颁布、实施了许多激励政策.在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鼓励、扶持职业农民创业,实现以家庭农场为载体的农民转型与创业致富是帮助农民致富,推进城乡一体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培育职业农民和指导家庭农场创业发展将成为解决今后我国现代农业“谁会种地”课题的重要突破口,这有利于有针对性地选择和调整创业孵化政策,更好地扶持职业农民进行创业,进而促进家庭农场向集约、专业与适度规模的现代农业方向发展.     

中国农业:呼唤职业农民

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最不可回避的矛盾 ,它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 ,是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中的关键性环节。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移 ,已迫在眉睫。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全面实施农业产业化 ,已势在必然 ,也是首选之策。现代农业的发展 ,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也就是农民应以专业化分工、职业化发展为基础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对农业人才进行优化配置 ,才能从根本意义上有效促进农业龙头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农业发展 ,呼唤职业农民。农民专业化分工、职业化发展 ,将是合理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农业增效 ,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 ,长期激活农村经济 ,促进广大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加速农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之根本

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 是事关国民经济大局的大问题，也是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老问题，其根本症结，就是农村城镇化滞后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增加收入。因此，解决“三农” 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积极实施小城镇战略，大力推进农村城镇化，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民权利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为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重大决策。“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本质是权利问题,使农民成为自主、自立、平等的权利主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的价值追求和根本途径。     

农民教育:21世纪农村全面发展的战略问题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最重要的是农民的素质,因此,农民教育工作,是关系到21世纪农村社会稳定与全面发展的战略问题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21世纪农村社会全面发展的基础;农民法制教育是21世纪农村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条件;农民科技教育是21世纪农村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武器;农民素质教育是21世纪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文化教育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动力.     

快速城镇化中政府行为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影响--基于天津“宅基地换房”试点镇调查的博弈分析

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就业是其市民化的关键。对天津4个“宅基地换房”试点镇的调研表明，“换房农民”换房后虽然平均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的增长更快，净收入有减少的趋势；而其就业状况也不容乐观，2012年有50．67％的劳动力没有工作，有36．44％的家庭依靠政府补贴生活。对政府行为与“换房农民”就业的博弈分析表明，一次性货币补偿过多或提供的失业保障过多，都会降低“换房农民”的就业意愿，而政府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则可促进“换房农民”的就业。因此，政府应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构建失地农民多渠道安置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适度的失业保障；提供有效的就业服务，提高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概率，并降低其找工作的成本。     

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和职业分殊,农村土地开始在村社内部自发流转。自发土地流转使土地相对集中在某些农户手中,他们耕种着中等规模的土地,拥有中等水平的收入,成为农村中的“中间阶层”。农村中的中间阶层由于其自身秉性,在农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农村稳定的根基,也是国家政权的基本支持力量。但是近年来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又使得中间阶层趋于瓦解。为此,政府应积极鼓励、引导、规范村社内部自发的土地流转,减少激进的、大规模的土地流转。     

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化”模式

通过对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弊端及农村土地自发变革经验教训的分析,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法律地位、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产权关系、以土地家庭为基础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土地占有的现状”四不变基础上,实行“农民土地承包权物权化、农户住宅产权化、农村社会保障前置化”的“三化”模式,是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重要尝试。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平等问题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平等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收入、基础设施、教育、就业等方面。当前,农民不能顺利地完成从农民到市民,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化,不仅影响工业发展,还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同时对农民的利益也是一种严重的损害,会造成农民群体与城市群体之间的矛盾。     

城市近郊统筹城乡改革的经验、困难与深化——重庆“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在九龙坡区陶家镇和海龙村的试点较为成功,其共同点在于注重以工促农、社会保障和土地集约,而在改革主导角色、农民身份转变和土地流转方式上各具特色。"陶家模式"和"海龙模式"的实践证明:中小企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纽带,农民增收是统筹城乡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土地政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问题,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系统思考与政策创新。目前,两种模式的深化发展,面临土地政策供给不足、社会保障推力不够、城乡规划视野不宽、政策落实不到位、资源要素流通不畅、管理体制不顺等困难。应进一步探索土地集约利用的新机制,加快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充分保障农转城人员的利益,推进城乡科学规划,破除农村投资樊篱,并提升各级政府的统筹发展能力。     

论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自觉持守

赵树理的创作不仅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而且也以为农民代言为己任。作为现代农民作家的典范,赵树理无论是在延安时期的大众化运动中,还是在建国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语境中,都坚持自己的农民立场。在当下文学日益疏离农民立场的文化语境中,重申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持守应该是有益的。     

现代化转型中法治秩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融合*--基于两起土地纠纷案例的农村社会治理路径探讨

城镇化的推进带来了市场行为、行政行为对中国农村的日渐渗透以及农村各类土地纠纷的日益增多与频发。案例分析表明，农村土地纠纷的处置更多受到乡村既有社会秩序的制约，农民个体的行为选择也更多取决于其所最为认同的秩序基础及其所处的社会关联。“赢官司不打”，一方面反映出行政逻辑对法治逻辑的侵蚀破坏了法治在农民眼中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严肃性，目前正式法律途径对土地财产权的保护不完全也限制了农民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村社会治理不能完全寄托于法治化建设。应培育一种基于法治逻辑的新秩序，并与基于社会关联的既有乡村秩序相匹配、相融合，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多元协同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     

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认知惰性与突破策略

农民工职业培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突出体现。认知惰性作为当前农民工职业培训政策实施的现实约束，是农民工认知策略局限与环境激励缺失交互作用的结果，需要从提高农民工收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优化整合社会资源；指导用工单位建立基于技能差异的薪酬管理方式；优化现有培训体系，努力规避"挤出效应"；加强宣传和沟通等多个侧面协同推进。     

天津华明“宅基地换房”对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

根据实地抽样调研数据,采用倍差分析法评估天津华明镇"宅基地换房"对换房农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换房后华明镇有就业愿望的无业劳动力比例从9%上升到14%,而且"宅基地换房"政策并没有给换房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反而使农民的纯收入比从前低;但大部分农民对换房以后的生活感到满意。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就业问题也是华明镇目前最为严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加快"三区联动"建设,着力完善就业促进措施。     

候鸟型生活的终结:农民工择巢命题解读

庞大的"候鸟型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但频繁奔波于城乡的候鸟型生活的艰辛,也带来一些负效应。在城乡统筹深化进程中,农民工是迎接"落地生根"式的市民化还是"还归乡村"以终结候鸟型生活?该命题的解读密码在于:国情背景下"目标城市"的特有命题、与城镇化阶段相容的渐进式"开城移民"之路与渐进式户籍改革过程;此外,也需理解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病与新农村发展愿景等相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