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诗教与诗歌典范的选取: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徂徕派诗学略论

本文重点考察了日本徂徕诗派的诗学认识、诗歌理想、诗歌特点及诗学本质.在诗学认识上,徂徕派“主情”,反对以意为诗,非常强调诗歌的情感特征,但认为诗歌情感应当受到儒家诗教的节制.徂徕派的诗学理想则是盛唐格调诗歌,追求格调健康、情感丰富、表现典雅.     

《明诗评选》编纂的诗学思想一———论王夫之评明诗学前代诗歌简

《明诗评选》对前代诗歌创作的批评与接受是船山诗学思想的体现。船山认为明诗学得古诗表达方式和谋篇布局的传统创作手法并有所突破而具有神韵性。船山还指出在诗歌创作中由于杜诗创作求格律风格和唐诗繁琐曲折传统造成对情感表达的伤害,而且唐宋诗对诗“意”不具有创造性,最终只会将“意”寄托于前人之诗歌以此来舍旧趋新。     

王夫之与明代诗歌

王夫之通过《明诗评选》的批评和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既批判了明代诗坛的种种弊病,总结了明代诗歌创作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诗学观点,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加以实践,他本身就是明代诗歌的集大成者,是明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王夫之明诗批评的内在问题

王夫之的明诗批评在犀利之余,尚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内在问题.它们暴露出王夫之批评价值尺度的偏狭、逻辑论证的随意、诠释视野的单调,限制了他对明诗高下的准确评判、对明诗特殊困境的合理把握.从这些情况来看,王夫之仍处于明代诗学余波中,未必是严格意义上的清代诗学开启者.     

从“神韵”到“格调”——论帝王与康乾时期诗学思想之转变

清代诗学从"神韵"到"格调"固然有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帝王倡导的因素。康熙与乾隆虽然都倡导醇雅诗风,但诗学思想仍有诸多不同。康熙以"吟咏再三,意味不穷"之深厚雄浑的盛唐元音为尚,重视诗歌风格的建设;乾隆更强调诗人的人品和气格,强调以忠孝论诗,更注重诗歌的思想和内容,反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说。"神韵"本出自"格调",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不是简单的诗学思想轮回,而是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因素。     

格调论的思维模式

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其最基本的理论内核,就在于它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它视格调为“有意味的形式”,从艺术形式的变化来观察作品意味的变化,是一种特殊的形式批评;它使得传统的审美批评落到实处,从而开辟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新视野。创作上,它主张从模拟体格声调入手,然后摆脱型模,出入变化,但最终以神似古人为归宿,导致明代诗歌未能像宋诗那样确立自身面貌。     

“情”“道”分合与明诗的整体困境——以王夫之《明诗评选》为中心

文化心理决定了审美机制,所谓"一代之文学"必能反映某种"道始于情"的核心价值。明代市民阶层的壮大,提出了新的"发乎情,达乎道"诗歌要求。整体考察明诗文本的情感性质,可归为"台阁"、"格调"、"性灵"三派。明诗之所以陷入整体困境,正因未能承担上述使命:台阁派表现的"天理本体",已蜕变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与"情"形成了疏离与冲突;格调派追求的汉唐"对政治本体的乐感",在当时久成绝响,很难"情以发之";性灵派代表的市民兴趣与浪漫思潮,"主体意识的觉醒"导致对世俗生活情节的兴趣,却未能突破古典诗歌的表现能力、审美传统(更深层是文化心理)。     

艾略特《荒原》第一章认知诗学解读

传统的艾略特诗歌《荒原》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诗学、宗教、文化、社会与创作.本文试图以认知诗学为研究范式,借助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整合理论、原型理论、框架理论解读这首诗歌的第一章,研究第一章意象、语言结构和事件的寓意、表现力和对读者的心理作用.研究发现,认知诗学不仅挖掘该诗歌的艺术技巧和创作机制,同时也展示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对诗歌的解释力.     

《诗薮》文论视野新探

<诗薮>是明代中后期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但历来少受重视.其实,<诗薮>的文论思想是十分丰富而系统的.其中的以禅喻诗论、复古论、诗歌审美境界论、诗学批评论、诗学发展观等都体现了胡应麟自己的诗学旨趣、诗学主张及其对传统格调论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论王渔洋对明代七子派的继承

明代七子派与清初王渔洋之间的传承关系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前人有“清秀李于麟”之说。实际上,王渔洋所继承的不是七子派中的主流一脉,而是崇尚古澹的非主流一支。从诗学主张上讲,神韵取代格调乃是实现了古典诗学的三大转移,即:一,创作题材由社会生活转向自然山水;二,诗歌内容由关心国家、社稷转向关注个人性情;三,诗学价值观由社会功用转向艺术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