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韩非“人治”思想初探

法家学派杰出代表人物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生活在全国大统一的前夜。他师承其师荀子内“法”的一面,将法、术、势三者融为一炉,形成中国历史上系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以法治国”是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其“法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但他也十分重视     

试评韩非的“法、术、势”

韩非的“法、术、势”理论,不少研究思想史的同志给予很高评价。一个代表性的说法是:“韩非建立的以法治为主的法、术、势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适应了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即将取得统一政权的形势,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一七九页)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这个理论是不是韩非创建的?它真的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吗?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君权与法权的统一 权治与言治的结合——论中国封建法制的本质特征

中国封建法制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号称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它是中国封建专制的主要工具,从理论到实践,都以先秦法家肇其端。汉以后,儒法合流,礼法并用,形成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基本格局。外儒内法(仁义、德治其表,刑罚、法治其里),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法家的法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特别是其最高代表国君的意志和要求。所谓“以法治国”,实质是以法治民,对广大人     

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挖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挖掘最深的作家。在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进行猛烈而全方位的抨击时,他非常注重在批判对象的思想与精神深处进行发掘。其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的深刻性在于:不但惊醒了世人,而且昭示了后人,为后来者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论两宋法律思想的特点

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由产生而发展,经历了大约两千年左右的变化,就中既有彼此的对立论争,也有相互的渗透融合,及至隋、唐,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极富特色的中华法律思想体系。 中华法律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尊奉至高无上的皇权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确立“德主刑辅”为其特征的儒家法律思想的统治地位;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使之法典化从而公开主张法律的不平等;提出“以刑弼教”、“不得已用刑”的欺骗说教,掩盖最残暴、最野蛮的刑杀和非刑虐杀;标榜“法天用刑”、“好生之德”和仁、义、惠、慈,以     

孔子礼治思想评析

<正> 一、礼治与法治古代的法治与现代和人治相对立的法治不同,仅仅是与德治相对立的概念。而春秋时代孔子所主张的礼治,是包含着法治与德治两方面内容,并以德治为最高准则的政治思想。也就是说礼的概念涵盖着法的概念,礼治是比法治更高一层次的思想范畴。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追述一下礼的起源。     

再评韩非的“法、术、势”——答孔繁同志

拙作《试评韩非的“法、术、势”》①(以下简称《试评》)发表后,引起一些同志关注。这里仅就孔繁同志《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②一文提出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试评》不同意流行多年的观点,论证了是商鞅不是韩非首先创建了“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没有“为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政治思想的基础”。孔繁同志认为上述看法把韩非“一笔抹煞了”;还是“韩非建立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备的法治理论”;认为《试评》“明显地歪曲了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将剥削阶级内部的所谓团结和统一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说“秦始皇实践的就是韩非的法治学说”。这些论断都是值得讨论的。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贾谊的民本思想和汉初社会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远见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总是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民本思想联系起来考虑的。汉初的贾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对这一问题有深刻认识的青年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反映了识时人所未识、悟时人所未悟的远见卓识,堪称我国汉代封建社会前期民本思想之冠。《新书·大政》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贾谊的民本思想。他相当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的力量,认识到人民是封建统治基础的真理。“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没有人民,封建国家就失去了统治的现实性。人民又是封建国家、封建君主赖以生存的命脉,“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衰失了命脉,国家要灭亡,各级封建统治者都无法生存。人民不是依赖国和君而存在,而是国和君靠了人民才能生存。“民无不为功也”,“国以民为兴坏”。封建统     

公正、人心、礼义——《管子》“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解析

《管子》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通过对公正意义的深入揭示,《管子》明确了法治的内在意义和目标;其法治主张并非和人治相对立,在关注权力制约的同时更为关注人们的合作行为;通过辨明法律和礼义相生相成、刚柔兼济的关系,《管子》反映出其自身对法治的完整认识。《管子》法治思想与儒家法思想、秦晋法家思想共同构成当代法治中国的本土资源。     

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及其意义

邓小平法治理论最鲜明的特色 ,就是站在时代高度 ,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 ,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依法治国、实现“人治”向“法治”转变、依法治腐等思想     

研究中国古史必须承继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孔子是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人物,“五四”以前,长期被称为“圣人”,受人崇拜;“五四”以后,却成为打倒、批判的对象。同是一个孔子,为什么前后的看法如此悬绝呢?我认为“五四”以前,崇拜孔子是有道理的;“五四”以后,打倒、批判孔子,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从政治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五四”以前,中国社会是封建、半封建社会,孔子思想能为这个社会服务;“五四”及其以后,中国社会政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思想已成为社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民本思想的发展逻辑及其现代转型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重要内容的民本思想,其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与德治主义相互配合,相互作用;与封建君权相互调节,相互强化;与封建专制相互依存,相互背离;与尊君思想相反相成,互成一体。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都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意是政权的基础,民生是治国的出发点,但是,两者在政治观、历史观、伦理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都肯定了人的地位和历史作用,体现了对人的价值关怀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两者在理念、价值、实现途径和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着质的不同。以当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为背景,实现"臣民"向"公民"的根本转变、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以及民本与西方人本的当代融合,自觉地对民本思想进行现代转型,才能使它在当代获得新生。     

评吴虞对封建道德的批判

五四时期,吴虞反对旧道德,批判旧礼教,名震一时。他在当时思想界起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反对封建道德、攻击孔教的一位“健将”,在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留给后代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封建专制主义的伦理道德,至今还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行动,批判肃清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是当前思想战线上一个不可轻视的任务。因此,今日回顾、分析和评价吴虞对封建道德的批判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合二而一”论是形而上学世界观

关于事物是“合二而一”还是“一分为二”的讨论,反映了两种世界观的根本对立。“一分为二”,准确、生动而又通俗地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辯证法的世界观;杨献珍等同志提出的“合二而一”思想,它不仅不能表达对立统一规律,而且是和对立统一规律根本对立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杨献珍同志说: “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观察问题的时候,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 “什么叫对立的统一?中国有句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