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散曲之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描写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当时的民族文化交融特别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的冲突、交流、融合,对元散曲的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包括对元散曲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描写之影响。     

《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散曲研究》出版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云峰著《民族文化交融与元散曲研究》2011年1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以元代社会人文特色和各民族文化交融为主线,结合翔实的史料,对元散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内容共分为六个专题。作者在考察民族文化交融和历史发展渊源的同时,注重挖掘其深层     

论元代维吾尔族曲家薛昂夫的散曲

中国文学史是各个兄弟民族的作家共同书写而成的。其中和唐诗、宋词相比并的元曲,少数民族作家更以其辛勤的劳作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首先是因为元曲这一文学体制的形成就是各民族文化在中原相交融的产物,其次是由于少数民族的作家,承袭了本民族、本地域的传统文化,又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中原传统的汉文化,就使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言文字进     

元代西域诗人及其创作

一、元代诗坛的一支劲旅 元帝国是一个各民族大融合、大统一的王朝,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时期。元代诗坛上不仅活跃着众多的汉族作家,而且还曾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用汉文进行创作的兄弟民族诗人队伍。其中西域各族的诗人创作成就尤为显赫。他们从元初到元末递相登上元代诗坛,在具有古老诗歌传统的中原大地,留下了特别光照人目的一页。他们为元代诗坛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元代诗坛的一支劲旅。     

谈兄弟民族对元曲发展的贡献

元曲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元曲是当时兄弟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兄弟民族与汉族作家(包括演员)共同向民间学习,勤奋创作,遂使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元曲繁荣还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和条件有关。     

拓跋鲜卑与敦煌早期艺术

学术界对敦煌早期艺术的评价褒贬不一,大多都认为那是上承汉墓壁画传统、下启隋唐风格的过渡阶段.即使有人推崇北朝时期的造型艺术具有原始魅力,却没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真正动因.美术史家常任侠先生指出:“中国过去的美术史家,往往只注意汉族的美术,忽略了其他民族的成就.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应该看到从古以来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国历史上曾有人把边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看作“五胡乱华”,如今学术界往往突出中原汉族文化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忽略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事实上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影响是互动的双向运动,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中原汉族及其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单向作用和影响.我国南北朝时期是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敦煌艺术是中外文化和中华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敦煌早期艺术(主要指北朝时期)既不是机械照搬的舶来品,也不是中原文化单一影响的结果.笔者认为,敦煌北朝时期造型艺术的原始魅力与拓跋鲜卑有关,尽管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作用并不明显,但这不意味着没有研究的价值.到目前为止,仅有敦煌艺术专家常书鸿先生提出:“汉族文明与西北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族相结合而形成中世纪北魏时代的佛教文化艺术”.由于拓跋鲜卑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依据现有的     

用功十四年，丛书展长卷——《藏族部落习惯法研究丛书》评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具有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其中法律文化就是多彩多姿,值得深入研究的。多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基础不同,所要为它服务的法律也会不同。对于依托于农业经济之上的中原法系而言,由李悝《法经》到萧何《汉律九章》,由《唐律疏议》到《大宋刑统》,由《大明律》到《大清律》,等等,研究中国历史的和从事法制研究的人,并不陌生。而对于依托于草原牧业经济之上的兄弟民族政权的法律,似乎不太了了。即     

论中原文化对云南文化的影响

中原文化通过四条途径影响云南文化:中原王朝的强行传播,云南的主动学习,汉族移民对周围的辐射,民间往来。中原文化影响了云南各民族的伦理道德及日常生活,推动了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了云南文化发展水平,缩短了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差距;中原文化打破了云南原有民族文化的平衡,冲淡了云南文化的民族特色,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云南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基本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原文化"走出去"研究

中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元"文化。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原文化失语现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体现在跨国家跨文化以及国内各民族的交往中。如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建立文化自信,从而实现中原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视角。在分析中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阐释中原文化失语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原文化"走出去"的多模态策略。     

蒙古族元散曲作家隐逸思想产生的渊源

蒙古族元散曲作家隐逸思想产生的渊源杨泉良，刘晓峰在元朝，蒙古族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有着诸多的特权。虽然统治者视文人为下九流，但元朝蒙古族散曲作家并没有因此受贬和受歧视，多数担任官职。可以说，元朝为蒙古族散曲作家施展才能，实现抱负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贯云石散曲艺术浅论

贯云石为元代散曲创作成就突出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延佑、至治的曲坛上是领时代风骚的“曲状元”。其散曲艺术风格呈现出以豪放直率为本色而又多格并存的风貌,语言以通俗自然为本色而又不乏雅炼精整之风韵。其作品兼收各民族文化之长,既有北方文学的阳刚之美,又有南方文学的阴柔之美,代表性地体现了我国各民族文化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特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的中原文化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中处于主导地位，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塑造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不竭动力。目前，中原文化依然有一些因素制约着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作用的发挥。如作为区域文化的中原文化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上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应抛弃中原文化中守旧的一面，积极发扬创新精神；要充分发掘和升华中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等。新时代应促进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通过整合中原文化资源、培育中原文化认同、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加强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等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古代敦煌多元文化交融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古代敦煌地区民族众多,除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外,还有来自西亚、南亚、中亚及日本、朝鲜半岛的外国人,他们长期和平共处,文化交往频繁,但在文化上互相认同的程度极高。不同民族之间虽互有差异,甚至发生冲突,但总体而言,对中华文化有着密切的继承性。敦煌宗教众多,在不同民族中同时并存,且交互影响。在敦煌诸民族文化中汉文化始终占据核心地位,多元文化围绕汉文化这一核心获得发展,不管是汉族还是其他民族,皆心向中原,以中原文化为崇尚,由“华心”而“归义”,表现出古代敦煌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多元一体的独特性。     

元代少数民族散曲作家的双子星座——论贯云石和薛昂夫的创作成就

本文在分述贯云石、薛昂夫散曲成就的基础上，比较二人曲风的异同及在当时曲坛的地位和影响，认为二人堪称元代少数民族散曲作家群星中最璀璨的双子星座。还分析了贯云石两篇曲评序文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提出延、至治曲坛出现豪放派与清丽派双峰并峙共同把元散曲推向空前繁荣发展的观点，而不是像某些评家所论的由前期的豪放转向了后期的清丽和元散曲自大德后渐趋衰落。本文还论述了二人特别是贯云石对当时曲坛的影响，指出由于民族关系的改变而造成文学创作的巨变，不仅在元散曲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从散曲中看元代民俗——文化史寻踪之一

在我国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中,风俗民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元代是蒙古族的一统天下,但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在文化史的发展演进中仍占有主导地位,有关的史书、文人的笔记或其它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少记载,而作为元代诗歌主要形式的散曲,自然也有涉及到民风民俗的作品,尽管这类题材的作品在数量上远不及叹世归隐、写景咏史、恋情闺怨的散曲那样丰富,但是,从这些硕果仅存的作品中我们也还是能窥见到元代风俗民情的方方面面,其中主要是传统的汉族文化遗风,然而其中也多少留下了一些蒙古族、其它兄弟民族与汉族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印记。     

金代的忠孝意识评析

金代的忠孝意识评析安贵臣，蒋维忠辽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各民族发展走向中华一体的重要时期。汉文化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辽、金、元兴衰擅替，在北方统治好几个世纪，它们无一不向先进的中原文明学习，自觉地走上中华一体的道路。女真族很早就吸收了中原...     

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

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巨伞型”的复合结构,具有56条伞骨,撑开来荫蔽八万里,拢起来一柱擎天。它的动力系统具有中原动力和边缘活力互动的特征,没有中原文化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多元文化板块的碰撞就可能元气耗散;没有边缘活力,中原的凝聚和辐射就会在单线运动中自我停滞、僵化。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时汉族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使得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快速发展。游牧民族滞留在中原逐渐地被汉化,这就形成了南北的“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汉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愈来愈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南北太极”推移的过程中,巴蜀是一个重要的“太极眼”。西南中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后花园,是太极推移冲击波的接纳体,有储存文化活化石的功能。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在主体民族扩张和南北太极推移冲击波的作用下,携带着自身的文化行李和沿途拿来的文化成品,迁徙到大西南区域。古老的文化成品沉积下来,与百越百濮的土著风俗相调适、相融合,形成了渊源极古、形态极异的文化遗存。如彝族、白族作为村社保护神的土主崇拜依然盛行,叙述神话与民族迁徙的《苗族古歌》广泛传唱,等等。少数民族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有“三维推进”之功,值得我们以极大的责任感加以深度的认识和发掘。     

论元好问对元散曲的开创之功

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最早进行散曲创作的作家之一，又首开元散曲自度曲以及隐逸情调的风气。元散曲这一新兴诗体，在他的手中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完成了由词向曲的演化而基本定型；元散曲叹世归隐主旋律的形成，也深受他的影响。元好问对元散曲以及整个元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先导开创之功     

明代临川散曲大家陈克明的走失与回归

明代临川散曲大家陈克明,一说为江西高安人,文章以周德清《中原音韵》记载为准,认定陈克明为江西临川人,以弥补江西文学史上明代散曲大家的缺失。陈克明散曲《临川八咏》作品得到较多评价,如元明曲学大家柯丹丘、周德清、王世贞以及当代曲学大家卢前等,在明代散曲史上以“风雅互鉴”的风貌占有一席之地。     

西部大开发中汉族的历史责任与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汉族干部、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和劳动群众,和西部各兄弟民族一道,积极参加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步,深得各民族群众的拥护和好评。而今西部大开发更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任务,汉族具有人口、经济、文化和科技优势,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重大的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