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巴族与巴族文化

一、巴族及巴国的兴亡 (一)巴族溯源 巴族是一个古老的部族,其名为“巴”,有人认为是“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元和郡县志卷34·渝州》条);有人认为盛产芭茅草而得名;有人认为是虫、蛇之属,《说文》称:“巴,虫也。或曰食象蛇。”《山海经》云:“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有     

关于普通话舌尖后辅音声母拼合口呼字在关中西部的读音问题

最近读《诸葛亮与五丈原》(刘宏岐著，三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发现109—112页罗列了五丈原得名的四种说法后指出“四种说法只能作为参考，各有疑问”。其中110页谈到“五丈原”就是“五状原”即第三种说法时，引述持该种看法者的立论理由是：至于“五丈原”的“丈”字，因为在关中西部方言里一直将“丈”和“状”不分，都读作“zhang”，读音相同。这种将韵头“u”丢失的现象是关中西部方言中一种普遍现象，是古代汉语语音的遗存。就因为“丈”“状”读音相同，因而古人在书写时将“状”写作“丈”也就有可能。读了持第三种说法者关…     

六盘山的得名

六盘山的得名,共有四种说法:一、《汉书·地理志》谓此为“略畔道”,音转为“六盘”;二、因古代山上多鹿,传说有人曾沿着曲折山路追赶小鹿,因而有“鹿攀山”之名;三、因山路迂回曲折,古盘道六重始达山顶,故名;四、因“金人开洛盘道,故名”。以上说法中,第二种是近年才整理发表的传说,不足为据;第四种载于《甘肃新通志》,但遍查《金史》,得知金人开的是“六盘山水洛城”之路,此时六盘山早已得名,故此说也不能成立。现在要仔细分析一下第一种说法。因为它已被近年的一些著述广为引用,而且有《汉书·地理志》为证。经查,《汉书·地理志》的略畔道为县名,列在北地郡下。而六盘山当时     

吉林省锡伯族源流

“锡伯”为本民族的自称,汉族则有“犀毗”、“师比”、“鲜卑”、“矢比”、“席百”、“席比”、“锡伯”等不同的译名.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大部分锡伯族人民认为自己是鲜卑(中国东北的古代民族)人的后裔.鲜卑人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至十六国时,慕容等部南迁到黄河流域并建立了政权,后融于汉族;少数鲜卑人仍居住在嫩江、绰尔河、松花江一带,此为今锡伯族之先民.也有些人认为锡伯族源于匈奴,或室韦或女真.还有另一种说法,“锡伯”为地名,清代舆图将海拉尔迤南的室韦山一带泛称为“锡伯”,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因此而得名.清代前,锡伯族繁衍生息     

稼轩词《青玉案》写作年代质疑

《青玉案》是辛弃疾的名作。王国维《人间词话》借其最末四句,称作是“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的“第三境界”,另伸意义,更耐人寻味。然而对其写作年代却众说纷纭,影响了对词意的理解。远且不说,单近年间出版的几种词集及评传,就有五种说法,分别认为这首词作于:1、乾道七年(1171年)左右;2.淳熙五年(1178年);3.带湖闲居时期;4.淳熙十四年(1187年);5.被谗罢官后。这些说法都值得商榷。     

李白诗中的“断肠草”小考

李白《妾薄命》一诗中,有“昔作芙蓉花,令为断肠草”句。清人王琦编注《李太白全集》时,认为“揆之取义,‘断肠’不若‘断根’之当也”。因此在他编注的《李太白全集》中,这两句诗作“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一作‘素秋’)草”。后人据王琦的本子编选的《李白诗选》之类的选本,多袭用这两句。这两种说法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意思却有很大差异。“断根草”可以泛指一切断了根的草,而“断肠草”却指一种专门的草。为了弄清到底是“断肠草”还是“断根草”的问题,我们不妨对“断肠草”作一小考证。什么是“断肠草”?据陶景宏《仙方注》说:“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这是第一种说法,邓之诚在《骨董琐记全编》中也引证了这一说法,但他指出:“断肠草即指罂粟言。知其流入中土已久,盖远在六朝之际矣。”这当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认为“断肠草”即“钩吻”,《本草纲目·草部六》载:“[钩吻]广人谓之胡     

“题旨情境”渊源综谈

<正>陈望道先生概括总结的“题旨情境”说,可以说主要是古代修辞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我们在古代的浩瀚经解、文论、史论、诗话、词话、曲活、笔记中粗略地爬梳剔抉,就会发现许多零星的然而又是闪光的有关题旨情境的论述.这些零珠碎玉似的论述,就是“题旨情境”说的源头和端倪.如果我们不以史而论,而以专项梳理,还会进一步发现,这些论述不仅涉及面较广,还颇具一定的系统联系.(1)有关题旨的论述“意犹帅也”.“主题”,古代称作“主脑”.“主题思想”,古代称为“意”.对于主脑的性质和作用,古人有过很多论述.比如,黄子肃说:“意者,一身之主也.”(《诗法》)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闲情偶寄·结构,立脑》)清代文学家刘熙载采用“主脑”的说法,进一步阐发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要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艺概·经义概》)这些说法说明主题思想是“作者立言之本意”,它可以“一言蔽之”,加以高度概括.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姜斋诗话》)刘?     

论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是德国侵略波兰

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目前国内有三种说法:一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起点(简称“三一”说);二是以1937年的“七、七”事变为起点(简称“三七”说);三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国侵略波兰为起点(简称“三九”说)。后两种说法占主要地位。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更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需首先弄清世界大战的基本特征。     

“鹿”的质疑

包头地名的来源,目前有几种说法。一说为蒙语“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鹿的地方。另说认为是蒙语“博托河”的谐音。再一说即指系汉语“泊头”的音转。这就涉及到包头当时的自然和经济地理情况的差异。本文对包头得名的各种说法和可能,一一作了仔细分析,考证包头很早即为商船往来的枢纽渡口和货栈,故应为“泊头”的谐音。这一考证对了解包头和这一地方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实际意义。     

柏拉图范畴论研究——释“通种论”

“通种论”是柏拉图在晚期对话《智者篇》中阐述的,在《巴曼尼德斯篇》第二部分的八组推论中,柏拉图以悬拟的形式提出了“种”(即范畴)的结合问题,做了初步的奠基工作。《智者篇》中的阐述则是那八组推论的完成。通种论标志着柏拉图辩证法演变的完成阶段。通种论的基本思想是:每一个最普遍的“种”既同对立的“种”相通(即联系),又与其他最普遍的“种”相通。它是对概念本性深刻的分析研究,是柏拉图辩证思维的一个杰出     

柳宗元祖籍小考

柳宗元在《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中,自称是“河东解人”(《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277页),在《杨氏子承之哀辞》中,也自称是“解人”(同上1081页);在为叔父所写的《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中,又明言他的家族“邑居于虞乡”(同上312页).在认定柳宗元祖籍的问题上,后人存在着两种看法:一是据柳宗元自称是“河东解人”的说法,认为是在现今山西省运城市的解州镇;二是据“邑居于虞乡”之说,认为是在现今山西省永济市的虞乡镇.在近二十年来的有关出版物中,持后一种看法的是绝大多数,但持前一种看法的也有几家.《零陵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发表了周庆义先生《柳宗元家世与籍贯考》,再次提出了柳宗元的祖籍应是唐时解县即今运城市解州镇的说法,批评了“抓住‘邑居于虞乡’五字”认定柳宗元的祖籍是虞乡是一种“歪曲的记载”.由此看来,柳宗元的祖籍究竟是在今运城市的解     

古代蜀人是怎样得名的

古代蜀人是怎样得名的徐南洲四川古称巴蜀，又简称为蜀。早在远古时代就有蜀人、巴人以及许多氏族部落在此生息繁衍，先后建立了蜀国和巴国，创造出璀璨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本文在于探讨古代的蜀人因何而得名，即主要从《山海经》的记载...     

关于元代云南的“真(贝八)”“私(贝八)”问题

元代云南使用的贝币称为“海(贝八)”,或直称“巴”。但是,“巴”有所谓“真巴”“私巴”之分。关于“真巴”问题,李家瑞先生和方国瑜教授都曾论及。方国瑜教授在其所著《云南用贝做货币的起始时代及贝的来源》一文中,对“真巴”问题进一步作了考证。他在该文中引用了如下几条和“真巴”有关的史料:     

释“铁木真”

成吉思汗,名铁木真(《蒙古秘史》作帖木真).对“铁木真”一词的词义,中外学者多有探讨.《多桑蒙古史》中称:“铁木真一名,……在蒙古语中犹言精铁.此名曾为突厥语之铁木儿赤相混.铁木儿赤,铁工也.”扎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中驳多桑之说,认为“此说就蒙古人观点言之,乃纯属无稽之谈.”指出“铁木真的命名,应依从布劳色与拉底米儿索夫两家的说法:可视为古代蒙古的一种习俗,旨在纪念武功,并无其他意义.” 日本学者村上正二指出“帖木真即     

《反杜林论》第五章一处译文商榷

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最新版《反杜林论》四十九页:“按着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由于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由于时间而存在”。其中“时间仅仅由于变化才存在”,是杜林观点。他主张:“世界开始运动之前是不变化的没有时间的‘自身等同’状态,后来开始运动了,有了变化有了时间。”即他认为:变化(运动)和时间的关系,是时间由于变化才存在,变化由于时间才存在。     

赋比兴与自然美

“诗言志”,但又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而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表达。本文企图说明赋、比、兴是发展的概念,它随着中国古代人们对自然(即它们“言志”的“间接凭藉物”)认识的发展而发展,以期说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和自然美的艺术形象,是活跃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性中不可分割的两大要素。一对于“比兴”的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是基本上仅就《诗经》而论,比如朱熹,他在《诗集传》中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的解释影响很大,至今为人们普遍接受。然而观文识义,不难看出朱熹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只看到了比兴在民歌中最原始和幼稚的形态,而且有把比兴简单化为仅仅是一种手法的倾向。这,比起他的研究《诗经》的前辈来,也是一种后退。汉代郑众在《毛诗正义》中阐述说:“‘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     

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

中国古时有以为史书不过是记述政变与战争的“相斫书”的说法。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一文中也曾经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旧史家笔下,确实是一部政治史。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所谓“文以载道”的原则,也强调文化形态不过是“载道”,即承载政治内容的“车”。中国古代这种有人称之为“政治优先”,     

“蛮非”贬称辨

长期以来流行此种说法:“蛮”为汉族对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称呼,“蛮”即“野蛮“、“不开化”之义,“蛮”字从虫,即表示不把他们当人。如《民族语文》82年1期37页:“从意义上看,‘蛮’是个贬称,古代泛称南方少数民族。”白耀天《僮族源流试探》:“(有的人)不审慎地考证就把史书上的‘蛮’……完全加在僮族的头上,试想僮族怎么能接受呢?我们知     

中国寓言产生的时间新探

关于中国古代寓言产生的时间,多年来大家都认为始于战国。白本松在《试论中国寓言的产生及早期的发展》中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寓言至少始于殷商中后期(即公元前十三世纪)。其理由是: 一、寓言脱胎于比喻,而殷帝盘庚在劝说臣民迁都时,就有许多比喻。如“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这里他把不愿迁都的臣民     

王充效验论探索——四评台湾学者对王充的研究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学术界产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在先秦时期愿为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学说,一时跃居于诸子之上,成为经学。儒家的几本著作成为学术界的经典,作为判别是非的最高标准。扬雄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他说:“众言淆乱,则折诸圣。”这就是说,大家都以圣人的说法作为衡量自己说法的标准。如果圣人死了怎么办呢?“在则人,亡则书。”即。圣人活着,就以圣人的说法为准则;圣人死了,就以圣人的书为准则。这样,人们的思想就会“统一”于圣人的思想。儒家的书那么多,汉人就从中选出五本作为经典,称为“五经”。“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