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之思与出处之痛——金初诗人心态浅析

金代初期的诗坛是“借才异代”的时期。许多汉族士人因各种原因羁留于金朝,对乡国的怀念和仕金的无奈时时流露于笔下,表现为其诗歌中浓重的乡关之思和无奈仕金又心怀愧疚以及仕与隐的彷徨与痛苦,形成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特殊的人文景观。在这些金初诗人中,以宇文虚中和蔡松年为代表,他们的心态体现了金初诗人的典型心态。     

金代词家蔡松年词刍论

蔡松年是金代著名词人,其词风开金代百年之词运。蔡氏仕金三十年,仕途风顺,官居宰府。但蔡氏身处金初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风口浪尖之上,进退维谷,动辄得咎,“违已交病,不堪其忧”,其词或吟咏山光水影,或追忆往昔盛游,或抒发归欤之志,皆与其仕金经历有关。在艺术追求上,蔡氏词以“清”为主,具体表现为清新、清疏和清旷等方面。     

《全宋诗》失收吉安诗人拾补

北京大学编纂的《全宋诗》及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全宋诗订补》均失收吉安地区古代诗人龙仁夫、刘诜、刘彦章、李珏及其诗作,实属档案工作疏漏。现据《全宋诗》编纂凡例精神,对入元前即有诗作后来仕之及入元隐居不仕的四位诗人及其诗作搜罗补缀。     

元代理学与元代诗人的仕隐

由宋入元的理学除了在元代诗人的诗作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留下深深的痕迹之外 ,还直接影响着元代诗人仕与隐的选择。可以说 ,民族矛盾与压迫并不是决定元代诗人仕隐的唯一原因。元代理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合流。前者是元代诗人仕元的理论基石 ,后者是元代诗人归隐的精神内核     

南唐诗人的崇道与宗贾之风

南唐三代君主均崇尚道教,兴本国崇道之风。南唐诗人的崇道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而有大量的游仙诗涌现。南唐的隐逸诗人与仕宦诗人大多师宗贾岛,这两类诗人的苦吟求工、雕琢字句的创作风格及单调的主题取向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隐逸者之诗具有清幽淡远、飘逸瘦硬的诗格,而仕宦者之诗则显惆怅低靡、卑弱没落。     

金代皖籍文学家考述

金朝建国后,全面接受中原文化,文学成就令人瞩目。高士谈、高公振、刘瞻、刘著四人,是金朝安徽籍作家,活动于金朝前期和中期。高士谈、刘著由宋入金,与宇文虚中、蔡松年、吴激齐名,是金初文学名流之一。刘瞻的主要贡献是授徒讲学,弟子中有辛弃疾、党怀英等文坛泰斗。高公振是高士谈之子,金代中期诗人。本文拟对这四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活动进行考察。     

金代临潢杨氏家族考述

辽末金初,临潢杨氏家族通过科举起家入仕。入金后一度发展良好,至第九世时更有杨伯雄、杨伯仁等人在海陵、世宗两朝逐步跻身金权力中心。至第十和十一世时,家族成员虽然仍有通过科举入仕者,但仕履不达,未能如前代一样跻身于金权力中心,面对金末政局的动荡,临潢杨氏家族的衰落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方干生平系诗

浙江诗人方干一生未仕，隐居于镜湖，啸傲于山水烟波间，写下了许多歌咏镜湖与浙东风光的清丽诗篇。该文即考述其生平行踪大节，并将其可考诗歌约略系年，以为方干研究之资     

陶渊明诗新证

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诗与《饮酒诗二十首》，各家的理解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前一首诗，从曲阿的地理位置看，一般认为的乃诗人赴京口任职途中经曲阿作的说法欠妥，其它说法更是难圆其说。从种种迹象及诗所表现的内容来看，此诗乃是诗人初任镇军参军时因王事而奉命之曲阿时作。而《饮酒》诗中的“一纪”，应解为12年，乃指始仕后的一纪，句指从始仕至自彭泽今还归时适一纪。而诗之作又在此后之一年，即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年）。     

"田园"、"山水",异趣别情--浅谈陶渊明、谢灵运的归隐和诗作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都有着类似的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又复隐的人生经历。但是,陶、谢二人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以及他们的诗作则迥然不同。     

刘希夷诗歌在初唐“不为时重”缘由探究

初唐诗人刘希夷在诗歌意境的创造和意象的选取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他的诗歌在初唐盛唐却＂不为时重＂。其原因主要缘于其漫游＂处江湖之远＂;不愿仕武朝;诗歌充满了＂异调＂色彩;当时科举制度黑暗等。     

略论庾信及其诗赋评价问题

庾信是我国南北朝时期一位继往开来的作家,在诗及骈文的创作方面极有自己的特色。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特别是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更是巨大的。但是长期以来,对庚信其人以及他的诗赋创作成就的评价,存在着差异,差异就是矛盾。这些矛盾与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庚信仕魏仕周颇多贬斥,但也有认为他虽仕于北朝,可仍充满乡关家国之思,在气节上,还是给予肯定的。其二,是对他的诗赋创作成就如何评价。颂之者,称之为“诚是苑艺之山岳,词林之渊府也。”(倪璠《注释庾集题辞》)而贬之者又云:“昔扬子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     

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

驴、牛和马是古代的坐骑,但在中国、朝鲜、日本的传统诗文和绘画中,“骑驴”、“骑牛”或“骑马”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唐代诗人孟浩然作为一个布衣诗人,他的骑驴在后代形成了一个典范。朝鲜古代文人接受了这种传统,但结合其自身的生活而选择牛为坐骑,其蕴含的精神同于中国诗人之骑驴,都是和骑马相对,表现了在朝与在野、出与处、仕与隐的对峙。有趣的是,尽管在日本诗人笔下也有骑驴的描写,但却消释了驴马相对的政治意味,仅仅是出于对中国诗人外在标志的模仿。从三个国家汉文学中有关骑驴和骑牛的描写中,可看出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的形成、演变以及东亚文学世界中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     

孟浩然首次入京考

孟浩然是唐代一位重要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他上承二谢,下启王维。他的创作使初唐兴起并定型的五律得到巩固和发展。王维、李白和杜甫都表示过对他的倾慕,说明他的影响之大。深入研究其人、其诗对唐诗的整体研究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孟浩然一生行踪至今尚有许多疑点,入京求仕一事即为疑点之一。入京求仕一事是考求孟浩然生平事迹、研究其思想发展的关键,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些探讨。 对孟浩然入京求仕一事,有两种说法,即“一次入京说”及“两次入京说”。“一次     

在野吾甘作系匏 百城南面以书豪——黎简独特的隐逸人生

清代中叶的黎简有着强烈的隐逸情结,并实现了自己隐逸的愿望;其隐逸的独特在于黎简是一个盛世隐士.由于他直率的个性,黎简选择的是"避仕"而不"避世"的道路.隐逸提升了黎简的创作,成就了他的艺术功业,使之跻身于伟大诗人的行列.     

四愁一体——贺铸《青玉案》解析

《青玉案》是北宋词家贺铸的代表作,词中体现了愁之广、愁之密。其所写之愁包括仕优而不能仕之愁、望美人不至之愁、悼亡妻之愁、暮春之愁。这四愁是作者心境的表达,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陈恭尹:与屈大均、梁佩兰齐名的诗人

陈恭尹是清初颇具民族气节的爱国之士,也是岭南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与生活经历紧密相连。三十岁之前,他走过了居家读书、遭逢丧乱和反清斗争的一段历程,诗的主调是感事伤时。三十岁以后,他过着隐居不仕的生活,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诗虽多怀古、写景、酬赠之作,但慷慨沉雄之音犹存。他的咏史诗写得特别出色,他的七律成就颇高,皆值得珍视。     

论宋代题山水画诗“画中有我”的自寓性

宋代诗人在观赏山水画图时，常常会表现出强烈的画中有我的意境参与意识，产生如入画境的出位之思和欲入画境之想望。如果说前者还只是暂时置身其间的艺术幻觉，后者则由艺术的审美活动，深入到人生的理想追求。宋代诗人在题山水画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画中有我的自寓性，是宋代特定文化环境中的士人心态所致，亦与当时山水画创作的实际情形密切相关。从审美主体而言，眼观画图、神游山水，是宋代士人身居庙堂之中而获得山林野逸之趣的重要途径，是他们化解仕隐矛盾的一剂良方。就审美客体来说，是宋代山水画“可行”、“可望”、“可居”、“可游”之景及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直接导引出诗人自寓其中的感受。     

庾信“乡关之思”新论──兼谈庾信的人格评价

本文认为庾信入北以后，常作“乡关之思”。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现实欲念，而是类似于形而上的宗教情感。它固然寄托了庾信对故国的真挚爱恋，但它更表达了庾信对梁朝的一种赎罪心理。诗人把关之思作为自己以梁朝旧人仕奉魏周的一种补偿，来维系心理的平衡。同时它也是庾信在前踬后的人生旅途中，喇喇将倾的精神大厦的有力支柱。     

论鲍照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新变

鲍照的山水诗一方面受到汉魏晋古诗的影响,感物兴思,以情使文,另一方面又有所创新。他讲求炼字炼句,对偶精工,长于刻画景物形态,风格多样,预示了齐梁山水诗的发展路径,其中多写哀伤之情,孤寒之感,反映出寒士的复杂心态。他是较早学习陶渊明的诗人,仕与隐的矛盾在他的行役山水诗和田园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鲍照的创作实践对后世的山水田园诗派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