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致陈亮信考释举例——兼与姜书阁先生商榷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两浙东路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他的学术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宋代学者刘宰说:"乾道、淳熙间,东莱先生     

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空白——读《吕祖谦评传》

新近出版的《吕祖谦评传》(潘富恩、徐余庆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是一部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一个空白的力作.作者通过对吕祖谦家世、生平和思想的深入探讨,准确地把握了其思想学术的特点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多年来对吕祖谦研究的缺憾.作为一位南宋乾(道)、淳(熙)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吕祖谦曾因与朱熹、张栻"同德同业,未易轩轾"(《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而与其并称"东南三贤",又以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在当日思想界独树"吕学"(或日婺学)之帜,与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如全祖望所云:"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     

吕祖谦的实学思想述评

南宋婺学的创始人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但他又不同于一般理学家,而是汲取了当时永嘉学派的事功之学,具有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所谓实学,就是指"不贵空谈,而贵实行"研究"切用于世"的学问.吕氏实学思想主要有四:其一,正视现实,认为社会改革当是"向前则有功".其二,认为"合群策,集事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其三,以"审订考察"客观之"实"为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其四,教育上主张"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     

论张栻哲学的特点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伯恭齐名的道学家。宋人陈亮曾指出:“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陈亮集》卷二十一)《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朱熹亦曾多次表示张栻的学说对他“多有启益”,“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可见,张栻的哲学在南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张栻的哲学对深入掌握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理学与心学的分野以及理学与事功学派的论争都有重要的意义。     

张栻研究四十年:成就与不足

张栻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他在哲学、文学、教育尤其在理学领域贡献卓著,历来广受学者关注。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出一批张栻研究的重要成果,研究视角涉及张栻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张栻与湖湘学关系、张栻与朱熹交谊及其文学成就等。就研究现状而言,张栻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一些不足,诸如师承关系、交游情况、文献整理与研究等方面都还有待深入。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朱熹与"浙学"

近代以来,南宋“浙学”即被视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流风所至,连海外学者也深受影响,误以为朱熹发明“浙学”之初,即是针对二者而言。还原朱子使用“浙学”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谓“浙学”往往意味着吕祖谦之婺学。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渊源与治学特点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受到林之奇、汪应辰、胡宪及朱熹、张木式、陆九渊、陈亮等众多师友的影响。在南宋儒学诸派中,吕祖谦之学调和众学,不主一家,主张经史并重,强调务实致用,具有鲜明的特点。     

事实与建构：“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

乾道三年的“朱张会讲”是朱熹、张栻围绕二人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所进行的一次讨论。对朱熹、张栻来说,这是一次完全平等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在同时代学者看来,朱张两人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也难分轩轾,因而总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但是朱子门人后学基于其道统观念,在对“朱张会讲”的叙述中,突出朱熹的主流、正统地位,强调朱熹的主导作用,而将张栻描述为最后改变自己看法而完全认同朱熹之说。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是朱熹正统地位建构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但是随着朱子学地位的不断上升,这一叙述逐渐为更多士人所接受,并在元明清时期通过不断的重复变成被大多数士人学者所认可的“事实”,为朱熹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提供佐证。对“朱张会讲”叙述方式的演变过程加以考察,思考历史事实与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可以加深对思想观念形成过程的理解与把握。     

论吕祖谦研究中的偏见

吕祖谦是南宋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后人对他的研究在三个主要问题上发生了错误：一是颠倒了吕祖谦的学术传承次序和地位，认为吕祖谦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来自朱熹、陆九渊，功利思想来自陈亮、叶适；二是认为吕祖谦的思想兼容朱熹、陆九渊；三是将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解释为对图书资料的占有。这些错误影响了人们对吕祖谦学术的评价，也影响了对南宋学术的整体认识，所以这些错误有必要纠正。     

论吕祖谦的人格气度和学术特色

吕祖谦一生,不仅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人文遗产,而且留下了以淳厚、笃实、宽平为特点的高贵卓越的人格气度,此种人格气度表现在学术上则形成了以“委曲拥护”、“泛观广接”、“兼取其长”、“宽容开放”见长的学术特色。文章运用大量材料与史实集中讨论和分析了吕的此种人格气度和学术特色。还从吕与朱熹的学术和人格的比较中对吕学的地位进行评价,指出吕的人格和学术所包含的宽容、博大、开放之气质既是中华传统文明最具价值的德性主义传统的继承发扬,也完全可以与近现代人类共同文明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相接攘,其中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值得今人崇敬、珍视和发扬。     

再论《近思录》的取材成书与价值取向

《近思录》由朱熹与吕祖谦一起选取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四名学者的言论编纂而成,由于它在中国理学史的特殊地位,一直都是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关于《近思录》的成书过程、内容取材、价值取向等问题,前辈学者有不同的意见。陈荣捷、束景南、杜海军等人的研究存在一些错误观点,在淳熙二年五月五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没有抄撮成书,而其初稿要到同年八月份才完成,此后几年中还一直在继续修改。后世学者"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是与朱熹的再传弟子叶采的刻意所为分不开的。此外,《近思录》中朱熹、吕祖谦各自的取材内容与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书中三条涉及举业的条目是朱熹应张栻要求所添加,与吕祖谦无关。     

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

对南宋理学家张拭的“学者之诗”，学界一般多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通过考察张拭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心学的关系，发现张栻等用“学者之诗”干预、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唯张栻、朱熹以后，心学背景迁变，理学影响诗歌的负面效应才开始显现。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     

"巧"在文道并进——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鹅湖书院

鹅湖书院位于江西省铅山县鹅湖山北麓，又称“文宗书院”。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吕祖谦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曾在此“相与讲其所闻之学”，围绕“性理之道”进行哲学辩论，各执己见，不合而罢，史称“鹅湖之会”。“鹅湖之会”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学术辩论会，开辟了宋以后学术争鸣的先河。2000年10月在这里召开了“纪念朱子诞辰8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5年9月，在这里又召开了“朱陆鹅湖之会830周年学术研讨会”。(禾子／撰稿千里／摄影)鹅湖书院@禾子 @千里     

宋代中国的儒家书院

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最富影响力的两所宋代儒家书院,本文将它们作为两个范例,来举例说明宋代儒家书院的历史和教育文化。文章通过对书院学规和著名会讲的记述,以及对书院建筑、布局、祠庙乃至碑铭的描述,再现了宋代儒家书院的生活和学习情形。吕祖谦、朱熹和张栻等道学领袖们致力于强化书院,为书院的道德规范和人才培养创立了指导方针。当朝廷官学致力于科举应试时,这些道学领袖们却将道德伦理的教育置于首要的位置,探索如何在书院中培养具有儒家道统价值取向的士人群体。不过,朝廷的支持始终还是这些儒家书院得以创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朝廷还不断加强了对这类书院的监管。文章同时也认为,在书院运动中,朱熹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他的同道们———即便是在朱熹本来仅仅作为张栻访客的岳麓书院。     

略论"鹅湖之会"及哲学诗化的方法意义

一 "鹅湖之会"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浙江金华的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出面邀集,意欲调解朱熹与陆九渊两派之间的学术争执,于是年四月下旬,吕祖谦至福建与朱熹相聚,五月底,朱熹陪同吕祖谦至江西上饶,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已是六月初.朱、陆双方辩论至"此月八日方分手而归"[1]30,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刘子澄、赵景明、赵景昭,陆氏门人朱亨道、邹斌,吕氏门人潘叔昌以及福建、浙江、江西的某些学者列席,算得上是中等规模的会议.当时的会议气氛比较紧张,双方各持其见."始听莹于胸次,卒纷缴于谈端"[2]1556,结果是不欢而散.鹅湖之争的中心问题是治学方法,涉及到哲学认识论问题.它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辩论开始,是以诗的形式展开,以诗明道,诗与哲学相融通,这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有其典型性.     

论小学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一、是末学,又不可或缺朱熹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涉猎的众多学科中,对于小学这样一门学问,他是并不看重的。他发挥程颐的观点说:“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朱熹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问目》)。在这里,朱熹把训诂之学断然排斥在“通道”的途径之外。在《答杨元范》一书中,他又明确地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文集卷五十)。他批评北宋神宗时“士之所以学者,不过章句文义之间,亦有浅陋驳杂之弊”,又指责吕祖谦“力主文义章句之学,意已稍偏”(…     

朱子学派道统思想与湖湘学派的关系

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道统”一词是南宋朱熹首次提出来的,实际上“道统”一词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出现。朱熹及其弟子对道统论影响力的扩大和道统体系的定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朱熹及其弟子的道统思想源自湖湘学派。对湘学开创者周敦颐历史地位的衡定,胡宏首发其论,张栻继承其说,影响到朱熹及其弟子,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周敦颐接续儒家千年不传道统的地位得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