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寿险公司在试水养老地产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不仅制约着养老地产行业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解决中国老龄化背景下养老产业供给短缺的问题。因此,建立科学的风险指标体系对养老地产投资风险进行定量评价,既能让养老地产的投资者及时进行风险识别及风险管理,又能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供给侧改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量化分析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的风险,选取5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构建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作为评判的标准,构建出寿险公司投资养老地产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并以HZ寿险公司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认为:寿险公司在投资养老地产过程中面临政策、市场、经济、筹划、运营5个方面的风险因素;HZ寿险公司的养老地产项目总体风险偏高,但总体风险偏向于一般风险水平,因此合适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投资;从单因素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政策风险”“有效需求不足风险”“管理与服务风险”风险级别较高,是寿险公司在今后投资养老地产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风险。     

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 如何影响绿色投资？

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会影响绿色投资。利用2011—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方法，从企业年报文件中提取信息，测度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指标，检验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上升会显著抑制企业绿色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制造业企业、低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控点”企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感知的环境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减少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不可逆程度均会强化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绿色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环境政策不确定性感知对绿色投资的影响，为降低企业感知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以增加绿色投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

在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采用64家金融机构的高频数据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构建TVP-FA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溢出效应和传导渠道。研究结果表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增加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且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处于高位时产生的溢出程度更大,即溢出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利率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影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减排管制强度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强度会引发企业投资行为的策略回应。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我国重污染行业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区省份的减排管制政策,研究减排管制强度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减排管制强度能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创新,且没有导致企业生产设备投资的“挤占效应”。同时,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明确我国企业减排的分类激励政策、推进企业绿色改造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     

“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与偿一代对比研究的视角

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是“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管理的核心,其理论依据是风险与资本的关系。基于我国部分寿险公司2011—2018年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考察“偿二代”实施前后寿险公司资本比例、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偿一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未形成良好的传导机制,资本比例与投资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而“偿二代”下,寿险公司风险与资本逐渐形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承保风险与投资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针对偿付能力充足率与资本比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投资风险和承保风险呈负相关关系这一反常现象,提出了“适应性博弈”假设予以解释。因此,寿险公司要始终注重风险,调整业务结构和投资策略;监管层面要进行更深度的穿透式监管,监督和加强寿险公司穿透披露。     

寿险投资结构实证研究

在论述寿险资金构成及其投资方式之后,利用马柯维茨模型分析A寿险公司投资中各资产类型的比例关系,测算不同资产配置所带来的不同期望收益率和承担的风险,并通过比较A寿险公司在马柯维茨模型中所处的位置,来考察A寿险公司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能力。     

把握“脱虚向实”力度——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传染机制研究

本文建立GARCH-in-Mean模型,首次将增长速度和风险强度同时纳入分析框架,考察了“房改”20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探究了其中的金融传导机制,发现：（1）房地产投资增长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2）但房地产投资风险增加会通过放大金融风险来抑制实体经济发展,而实体经济风险增加会同时提高金融增长速度和放大金融风险使资金流向房地产;（3）短期,实体经济的增长更能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而房地产投资风险会更显著地提高实体经济风险;（4）长期,两部门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占主要地位,且溢出效应随房地产政策调整而成周期性变化。本文认为房地产投资的风险对实体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而实体经济的风险则会促进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在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时若盲目追求速度力度反而会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大整体风险。      

寿险普及度失衡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基于乡村文化振兴视角

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寿险普及度和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入探讨寿险深度失衡和密度失衡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寿险普及度失衡会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产生抑制效应,阻碍乡村文化振兴的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寿险的深度和密度影响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这二者能够平衡区域间的寿险发展,帮助政府改善寿险在各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因此我国要加强寿险普及创新力度、实施区域间寿险业均衡发展战略,利用政策扶持等手段促进寿险业发展,进而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和个人风险保障意识,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顶层设计。     

论我国专业寿险投资基金的构建与设计

我国寿险投资运作的困境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尤其是伤及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拓宽寿险资金投资渠道———构建专业寿险投资基金的设计方案与应具备条件的设想 ,以期对改善寿险资金投资运作的困境有所帮助。     

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出口转换与中国企业创新——基于市场转换和产品转换的对比分析

目前,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上升是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本文考察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出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企业出口市场转换、出口产品转换对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和出口企业创新之间关系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抑制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虽然企业转换出口市场、转换出口产品都会显著降低出口目的地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但是,不同出口转换策略对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出口市场转换的调节效应总体上比出口产品转换更为明显。另外,出口转换对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具有企业异质性和创新异质性。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要高度重视企业出口转换特别是出口市场转换策略及其战略意义,挖掘企业出口转换策略的政策功能,确保出口稳定以及企业高质量创新,从而获得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效应。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     

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和新三板涉农企业数据,分析了涉农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影响,并对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剖析了区域普惠金融服务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涉农企业参股银行有助于提升企业主业业绩;第二,涉农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将提升企业主业业绩,参股非涉农类银行则不会对企业主业业绩产生影响。产生以上影响的机制在于,企业参股涉农类银行有助于优化农业供应链融资环境,培育更多中小客户,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风险。进一步讨论发现,在普惠金融服务水平越低的区域,企业参股银行对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作用越大。     

中国保险公司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Malmquist指数与随机效应面板模型

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保险公司市场竞争越演越烈,保险公司需积极进行技术改革以适应未来的市场环境。研究发现,在保险公司经营过程中,规模效率与技术进步率呈负相关关系,我国保险公司应适度牺牲规模效率以加快技术革新的速度;保险公司的利润增长效率越高,赔付率越低,则能够投入技术革新的资源就越多,技术进步率就越高;保险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比及ROE越高,技术进步率越低,这是由于公司过度重视所有者利益及回避创新风险所致;在我国保险市场中,外国保险公司下属分公司在技术进步率方面显著优于我国保险公司;具有综合经营特点的集团保险公司更能够从较高的市场份额中获得有利的创新环境,从而提高技术进步率。     

农业保险对农民生产决策的作用机制

基于金融市场进入受限视角，分析农民获得农业保险补贴时的最优行为选择，并通过数理推导，证明了农业保险会对农民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其风险偏好。研究发现：由于受有限理性、市场摩擦和市场失灵等因素影响，农民和保险公司会进入金融市场中跨度不同的封闭子集。因此，农民和保险公司会在各自的市场子集内对替代农业保险的其他风险规避方案进行评估。由于农民和保险公司仅在各自的金融市场跨度内对金融产品的正交投影进行定价，因此农户的支付意愿要低于保险公司的接受意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有助于拉近农民和保险公司对农业保险估值的认知差距。因此，农业保险补贴仅通过改变农作物的自然收益率和农民对待边际风险的态度来影响他们的生产选择，这种影响应归因于农业保险补贴带来的更多收益机会，而不是农民风险偏好的转变。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外部融资方式、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

创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小企业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我国创新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以2011-2018年72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测量了金融发展,本文分析其对中小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外部融资方式在这一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间接金融效率的发展有效促进了研发投入的提高;直接金融的发展没能发挥显著影响。外部融资方式方面,债权融资会削弱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股权融资的作用因金融发展程度的不同而不同。本研究为推进中小企业创新,促进金融结构优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3~4 K温区热阻法温度波动抑制实验研究

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直接 影响和要素配置的间接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农业保险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种渠道提高农民收 入,其相对贡献分别为 ６１．１９％和 ３８．８１％,农业保险对农民收入的整体影响为正,但作用力度较小。要 素配置的总体中介效应显著为正,其中,农业投资和技术进步是农业保险助力农民增收的关键传导机 制。农业保险对不同保障水平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资源禀赋与企业能力会影响企业质量认证吗?——来自225家农业龙头企业的证据

基于对225家农业龙头企业的调查数据,利用Heckman（赫克曼）两步法,从资源能力观的视角研究资源禀赋和企业能力对农业企业是否实施质量认证以及多重认证频度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规模、技术、品牌、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等内在特征是影响企业是否实施质量认证的显著因素;（2）规模越大、技术水平和决策者素质越高、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多重质量认证;（3）经营模式和经营战略对企业多重质量认证行为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经营模式的边际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总之,资源禀赋和企业能力的异质性较好地解释了在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时,不同企业之间质量认证行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