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两类言语体裁与话语修辞

鲁迅小说的两类言语体裁是对话与独白的体裁。鲁迅小说书写人物对话的话语修辞模式,常常是指物意义、人物性格和艺术规范三者统一的模式,并在这三者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话语修辞的积极功能,形成发散性的意义裂变,让话语所负载的内容通过语义的所指和话语中句子的各种连接发散出来,形成可资多方解读的所指和丰富的内容。鲁迅小说所书写的人物独白,不仅表达的内容丰富多彩、情态各异,而且其话语修辞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意味隽永。     

叙事小说中的元语言功能及意义

元语言是把语言本身作为指称和描述对象的语言。Jakobson认为元语言功能是语言的对等解释功能。文章分析了叙事小说中小说人物话语的语码突出、人物言语行为过程描写和隐含作者的语言评判等元语言手段,指出元语言在叙事小说中不仅仅是解释功能,而是叙事话语中的元话语,有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也是叙事小说的一个重要文体特征。     

论鲁迅小说人物与生存环境的同一性和矛盾性

鲁迅小说人物与其生存环境构成一种社会统一体 ,既有同一性 ,也有矛盾性。鲁迅小说人物的精神病态既是旧社会生存环境在他们身上的表现 ,也是构成环境的一部分 ,同一性是鲁迅小说表现的重点 ;鲁迅小说人物多数是普通的农民、下层平民和不幸的知识分子 ,他们要求人性的独立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和现实的生存环境又是矛盾的。     

鲁迅小说人物对话的独特叙事功能

鲁迅小说的人物对话极有特点,已构成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鲁迅小说人物对话在文本中有直述与转述两种存在形态,人物对话的时空语境、主体间关系、对话过程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蕴,在组织小说结构、表现人物性格、彰显交往理念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叙事功能.     

《呐喊》《彷徨》人物命名的修辞艺术

鲁迅的小说在人物命名方面是很有特色的。特别是修辞技巧的运用更是独具功力。但是,多年来,鲁迅小说人物命名这一细微之处却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其实,发掘鲁迅小说人物命名的特色是很有意义的,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作品的人物性格,深刻理解小说的思想内容,而且对于我们在文学创作中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人物命名技巧也有很大的启发性。本文拟就     

鲁迅小说的人物与音乐——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

文章所论的问题不是鲁迅小说的人物是否涉及音乐的问题,而是从音乐的艺术规范与艺术效果方面跨艺术地探讨鲁迅小说中人物的音乐性与鲁迅对人物描写的音乐性及其审美效果,也就是从音乐艺术的角度探讨鲁迅小说中人物生命迹象与生存状况的音乐性、人物内在生命诉求的音乐性以及人物感觉的音乐性三个问题。     

鲁迅小说中议论话语修辞的杂文性

在鲁迅的小说中运用了众多议论性话语,这些议论性话语无论其语用修辞,还是话语修辞,以及所采用的具体的修辞手法,都与小说思想表达的目的密切相关,有其艺术的合理性与审美性。同时,这些议论性话语及修辞具有较高的创造性,它们与鲁迅在杂文中使用的语用修辞、话语修辞及修辞手段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甚至完全可以说,鲁迅就是根据杂文的语体特点来书写这些议论性话语并运用修辞手段的。     

话语：巴赫金小说批评的逻辑起点

巴赫金以话语概念为契机界定了长篇小说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特殊要求。巴赫金的话语概念在背景语境上存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通过话语,巴赫金指出了小说在反映世界的宽广度上优于诗歌,是自身世界与他人世界、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文本世界与嵌入世界的杂糅;话语影响巴赫金关于小说叙述人的界定,认为叙述人应具有艺术、社会和思想三方面品质;巴赫金尤为重视小说人物的话语内涵,认为主人公是自由表达内心世界的思想者,骗子、傻子、小丑等人物形象与上层人物针锋相对,在解构权威话语地位时发挥重要作用。     

论鲁迅小说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戏剧性因素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以其鲜明的个性,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鲁迅对戏剧艺术手段的借鉴.鲁迅将矛盾冲突这一戏剧性巧妙地融人人物的塑造中,大大丰富了小说自身的表现力.鲁迅摒弃了传统小说的做法,更注重人物内在的戏剧性.他通过人物之间矛盾对立的关系,人物思想逻辑的非正常性与荒谬性,人物命运的突转和讽刺性对照三个方面,充分表现出人物内在矛盾冲突的精神世界以及人物客观存在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人物普遍处境的戏剧性.鲁迅小说对戏剧性因素的借鉴,有效地拓展了小说在塑造人物上的表现技巧和表现功能,在艺术的表达上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达罗威夫人》中的叙述话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最重要的意识流小说家之一 ,是现代小说形式革新的先锋人物。她的文学思想变化与她的小说形式创新密切相关。本文以其重要作品《达罗威夫人》为文本 ,以小说叙述视角和表现人物话语的引语方式为焦点 ,着重分析以她自己独创的隧洞挖掘法来表现人物意识活动的一系列叙述话语 ,从而阐明伍尔夫的创作对现代小说叙述发展的重大意义。     

“鲁迅形象”建构的文化语境、过程与反思

"鲁迅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符码,其生成过程与现代中国的动态语境密切相关,深刻地勾联了阐释者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形态。"鲁迅形象"是由自塑和他塑合力而构成的公共形象,对其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考察可为探索现代中国发展的社会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提供理论资源。     

论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及其审美倾向

鲁迅的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在家族灾难中建立，在一系列苦难人生经历中完成了由家到国的转变，它对鲁迅的人生选择和情感、心理与审美倾向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构成了鲁迅文学思想与创作风格的独特性质，是评价鲁迅文学艺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鲁迅长子长孙角色意识关照下的文学创作符合民族文化的现实需求和长远目标，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总体特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5年鲁迅研究述评

2015年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宋剑华、勒新来、刘春勇、高旭东等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汪卫东、彭小燕、朱崇科的《野草》研究均可称得上别具一格。张克、刘春勇的鲁迅杂文研究,文贵良、路杨的鲁迅整体研究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十个专题:鲁迅与五四、鲁迅的精神信仰、鲁迅的精神特质、鲁迅的当代性、鲁迅与革命、鲁迅与政治、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鲁迅与外国文化、鲁迅与东亚、鲁迅与自由主义等,郜元宝、汪卫东、谭桂林、杨义、李春林、王得后、李玮、孙郁、赵京华、张松等的文章皆堪称优异之作。李冬木、潘世圣、张钊贻的史料研究,傅承洲、刘克敌、刘东方的鲁迅与学术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 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民族政治和文体选择 ——论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的转变

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文章选取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进行分析,呈现不同战争“风景”背后的文体差异,分析其与鲁迅民族政治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回答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弃医从文”前后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的文体选择转变的问题,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鲁迅“形象”印象综论

鲁迅是中国人文世界一个巨大存在,关于鲁迅的形象和印象,接触过鲁迅的作家及文化人有过不计其数的回忆和记述,比如“矮”、“黑”、“瘦”、“老”、“穷”、“病弱”、“邋遢”、“冷”、“酷”、“有时很爱笑”等,打捞历史深处外人对于鲁迅形象的印象描绘,可以探察出鲁迅内在、深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     

对郁达夫、萧红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干将与从东北作家群走出的萧红不论是人生经历还是各自的小说创作都有明显的区别,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相通之处:坎坷困苦的人生经历使得两位作家都将小说创作的视点集中在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方面;他们都与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小说创作也都得到了鲁迅的肯定,并程度不同地受到了鲁迅的政治观与文艺观的影响;他们在小说创作上具有相似的美学追求,在小说的艺术表现上也都具有散文化、抒情化和绘画化的特征。他们的前期小说创作都得到了进步作家的肯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两位作家依照自身对人生的理解进行的创作却招致了众多的批评和否定。     

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

关于“乡土”的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为乡土小说发端与拓展期,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流派;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为乡土小说承继与变调期,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在延安讲话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为乡土小说转型与新变期,这一期间的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并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每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     

悲喜的双重变奏——论夏天敏的乡土小说

评论界对夏天敏小说的评价,往往重视他朴拙、苦难、批判的一面。他的另一面,圆融、幽默、荒诞却没引起足够的注意。本文通过文本细读,说明夏天敏继承了鲁迅嬉笑怒骂的文学风格,形成了强烈的悲喜对比与变奏,具有独特的"泪中带笑"的审美效果。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三重维度及思想探析

陆西星《方壶外史》“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有三重维度：首先，作为一代道教宗师，陆西星独辟蹊径地指出儒家的“存心养性”即是修真之要。“存心”是陆西星东派修炼筑基炼己第一层功夫。“养性”之说乃陆西星东派丹法功夫得药归鼎之后，丹法中对火候的掌握，其最关键处在于“自然”。其次，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根由在于“二圣不异”，同于“理一”，且二圣之教皆教人归返复本，皆以“不争”为入道之机。最后，陆西星“以儒诠道”有着自己鲜明的宗派立场，陆氏对传统儒家思想并非一概吸收认同，这集中表现为其对“吾儒”的批判。陆西星“以儒诠道”的思想特色具体阐明了儒家道德理性如何走向生命实践的功夫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