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语的“是”字主语句

先秦汉语“是”字主语句中有一类较特殊的次类——“NP,是＋P”,其中的指代词“是”在语义上回指其前的名词性成份NP,这是汉语判断句系词“是”产生的重要句法环境。不过,该句式在先秦汉语中并不多见：通过对六部先秦典籍的考察,只有13例“NP,是＋P”可以认为是较典型的用例,而这13例“是”字主语句仍然说明了指代词“是”的回指用法逐渐弱化,由一个可有可无的语用成份,最终发展为系词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指代词“是”和“NP,是＋P”句式在语义机制和句法机制相互作用下完成的,类似的语言变化现象在汉语史中具有代表性。     

先秦判断句的几个问题

先秦时期的判断句肯定形式有 4种基本类型 ,这 4种基本类型存在着历史先后和兴替的关系。判断句名词谓语前“惟”和“非”的性质是副词而不是系词 ;判断句句末“也”字的功能和性质 ,具有表示判断的功能 ;不具有表示语气的功能 ,因而不是语气词 ,把它视为助词比较恰当     

“是”字表判断的脉络

王力教授很早就提出:“在上古汉语里,判断句不用系词。”①“‘是’字在上古只当代词和形容词用,直至六朝以后,才用为其正的系词。”②王力教授所说的是上古判断句的主要特点,这已为语言学界所公认。 又有徐德庵教授也曾提出:“是在先秦文辞中,已经可以证明肯定系词‘是’‘惟’‘维’‘为’的存在,有的还跟否定副词‘非’对举成文。”“上古汉语中,肯定系词‘是’是否已经在使用,……却是已经在使用。”③而且他还举出23个例证。 也有《古代汉语》教材,在论述文言文用“是”字表判断时,认为“‘是’作为判断词,是从这种复指前文的指示代词‘是’发展来的。它复指的作用逐渐减弱,帮助判断的作用逐渐加强,于是便由指示     

马克思主义的时尚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当符号得到解放时,时尚就开始出现。时尚表现为形式的死亡和形式的复活。当马克思主义从最初的压迫和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当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等国家得到大规模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时尚化的风险。这时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和建设功能弱化,形式化的问题凸显。当马克思主义形式化的时候,它成为一种形式化的"外衣",而缺乏实质性的功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形式化的繁荣背后面临着被掏空和动摇的危险,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To Be”、“是”与中西思想的不同特质

西方本体论依赖印欧语言中动词"to be"的独特品格。葛瑞汉关于系词的讨论以及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基于以下观察:古希腊语中"einai"兼有存在与系动词(或者说,述谓)二种功能且存在是主要用法。而且,"兼有"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是"混淆",从而导致了"虚假的"传统形而上学问题。卡恩认为,"einai"以表真为基本用法,这一语言现象和古希腊的符合论真理观存在内在关联。另一方面,"einai"在语言学上的"延续体态"特征可以解释Being与Becoming之间、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对立,以及西方传统哲学对前者的偏好。另一方面,葛瑞汉认为,汉语中没有"be",就不会有本质横插在名与实之间。自汉代以来,汉语中实际上已逐渐发展出"是"的系辞用法。"是"既是近指代词,又常常指向事实上的"真"和价值上的"对",三重意义的融合有深刻的哲学意蕴。     

主持人语

近些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出现在中国大地的时候,许多人不知所云;当我国政府大力推动"遗产运动"的时候,许多人莫明其妙。尽管如此,它已经如疾风吹遍神州。匆忙中,人们开始"申遗",开始实践,开始探索,开始研究,也开始了反     

"谁"指代物的特例试析

在现代汉语中,"谁"是很常见的一个疑问代词,一般指代的是人,但是"谁"也可以指事物,这里分析两个特例,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用法.     

试谈“者”与判断式

我们在学习与研究古典作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如“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此五者,邦之虞也”、“灭六国者,六国也”之类的判断句。倘若仅从字面形式上观之,这类判断句俨然古代汉语里判断句的典型结构“……者,……也”式。但从句子的意义上分析,则不然。因为,在“……者,……也”这一格式中,“者”字纯属一个表提顿的语气助词,除表提顿之外,它不具有任何指代性质和其它别的语法功能,(这是许多古代汉语专著中一致的观点)。然而,在我所列举的一类判断句中,不难看出,“者”字完全不属于一个表提顿的语气助词了,而是充当了“特别的指示代词”     

汉语形容词“头痛”的来源

春秋时期,"头痛"作为主谓短语出现,表示"头部疼痛"的意思。宋代,"头痛"从主谓短语中分化出表示感到为难或讨厌的意思,其中"头"的指称义由有指变为无指,"头痛"开始词汇化。明代,"头痛",开始变为一个形容词,清末民初,形容词"头痛"的用例开始大量出现,并与主谓短语"头痛"一起沿用至今。     

"Ontology"格义

Ontology的汉译问题并非单纯的语言翻译问题,而是直接关联于西方哲学及文化传统的深层次的学理及义理问题.Ontology纯粹属于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方式.从学理上看,古希腊哲学关注的主要还是系词意义上的"是"及"是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关注的是"有论"及"存有论",海德格尔等现代生存哲学家试图挖掘的还是"生存论",但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作为一种学说的Ontology,承载并通向西方超验的精神传统及其信仰关怀.存在论的论阈包含三方面一是"是"作为系词的共相普遍性及逻辑整全性,在此,"是"表达的是一种信念;二是确立起作为"是"之殊相及谓词样式的"是者"及"存在者",并由此构成一个"世界"结构;三是对"是"的状态或"存在"的状态的先验构造,这一构造旨在通向超验者的存在（出场）.     

“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

通过对“两课”的特点及“两课”教师肩负使命的分析 ,可以肯定“‘三讲’是‘两课’教师素质修养的指南”这一命题。由此我们可以明确“讲学习”对提高“两课”教师的业务素质、“讲政治”对提高“两课”教师的思想素质、“讲正气”对提高“两课”教师人格素质的重要作用。     

退溪“礼缘仁情”中的易学思想

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有所不同。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而不赞成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的观点。退溪体悟《易》的时中之义至精,且身体力行之。他主张礼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礼在践履中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采莲探源

“采莲”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常见主题之一。从发生的时间上看,采莲分为秋天的“采莲子”与春夏之交的“采新莲”;文学作品中的“采莲”,多为描绘春夏之交的采新莲。从发生的地域上看,“采新莲”最早产生于古代荆楚“江南”地区,是古代江南地区的端午民俗,以后才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介词结构漂移的句法语义制约

作为附加语的介词结构自《马氏文通》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介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虽呈现出一定的漂移,但并不是任意的。研究发现,如果介词结构后面修饰的是并列的几个分句时,介词结构只能位于句首,不能处在主谓之间;如果介引对象为一个小句或者带有关系从句的名词性成分,介词结构也通常位于句首;介词结构与其核心动词一起构成动词短语,当整个动词短语受某些副词修饰时,介词结构只能位于主谓之间;当介词结构受能愿动词修饰时,介词结构也不能外移至句首;当句子中谓语动词为光杆动词时,介词结构一般放在主谓之间。在语义方面,受事主语句中的漂移介词结构通常要放在句首;谓词性结构充当句子主语时,介词结构也不能位于主谓之间;主语与介引成分有“整体部分”语义关系时,介词结构也只能位于句首。     

“禹是一条虫”再研究

1923年,顾颉刚先生根据《说文》"禹,虫也",猜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将作为动物之名的"虫"偷换为蠕虫加以讽刺。其实虫为动物总名,顾先生的假说已触及到了用图腾解释族系祖先。1937年,古史辨派健将之一童书业先生提出的"禹为句龙"是朝顾氏假说的正确发展,顾先生晚年也仍然坚持"禹为动物"。从金文字形来看,"禹"就是蛇的象形,确属"虫"。禹父"鲧",又作"鮌",实为"玄鱼"二字的合写,"玄鱼"等于"天鱼",意谓神圣的鱼族。甲骨文中存在没有释读出的"天鱼"、"大鱼"合文,意思等于"玄鱼"。早在仰韶文化大量出现的"蒙面人"神秘主义纹饰,其中"蒙面人"和鱼的组合,寓意即"天鱼"。受崇拜的鱼、龙、龟,长期被先民视为一物。当前学术界寄希望于从豫西或晋南寻找最早的夏文化,而夏文化的渊源可能在西部渭水流域。     

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一部独立的哲学著作吗?——一项学术史的谱系考察

在“哲学笔记”的既有研究中,存在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倾向,即把“哲学笔记”看做列宁为改造辩证法而创作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是,列宁在世期间,“哲学笔记”并未公开出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中的各篇文献才逐渐得到发表,并于1933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哲学笔记”单行本。在苏联党内两次重大的理论争论之后,“哲学笔记”获得了以阿多拉茨基的判断为基础的理论形态,尽管存在被过分拔高的嫌疑,但仍未被看做一部著作。之后,由于斯大林刻意抬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理论地位,并将“哲学笔记”指认为“列宁的思想实验室”,对“哲学笔记”的研究遂陷入低谷。直到1963年新版“哲学笔记”的出版和以凯德洛夫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出现,作为“未完成著作”理论形象才最终在文本和逻辑上得以确立。将“哲学笔记”视为独立的哲学著作,并构造一个列宁改造辩证法的“计划构想”,背离了列宁思想发展的原初语境,并在逻辑上呈现出内在的悖结。只有抛弃传统研究的同质性思路,在俄国和列宁思想的真实历史语境中把握“哲学笔记”内容和意义,才能科学理解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辅弼讽谏之功和异曲新声的制作--中国古代早期文学对乐师职能的艺术显现

中国古代文学很早就有乐师形象出现,而且有着明显的职业特征.早期乐师的社会角色曾有过多次转换,乐师的社会职责也随之时有调整.神话时代,乐师扮演的是家族成员的角色,他们所负载的是传承前代遗传基因的职责;传说时代,乐师扮演的是行政长官的角色,他们的职责就是施展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为所在的原始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乐师的社会角色和职责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既要担当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责,另一方面又要满足君主享乐的需要,二者之间经常出现矛盾,很难同时兼顾.     

"意象"的美学历程发微

"意象"是中国美学、艺术学领域中的重要范畴。其萌芽于中国原始思维中的"感物—象数"传统,"数"与"德"构成了"象"所承载的原型意义;魏晋至唐代是哲学意象论向审美意象论滑移的过渡时期,"境象不一"由艺术领域的泛化所指,向文学领域的确定所指靠拢;文学意象论完成于明清,意象在文学批评和理论言说中被普遍使用,对其主客统一、情景交融的认知已经全面渗入日常话语体系。与此同时,明中叶以后叙事文学中"形象"的凸显,以及西方话语的冲击,导致五四以后学界一度以西方视角审视意象。辩证地看,也为这一范畴的现代化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