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无的符号到新的书写 ——论罗兰·巴特的日本书写

罗兰·巴特作为学者一生有很多面孔,中前期的巴特在结构主义符号学上用力颇深,而中后期的巴特更多地关注书写、身体与欲望等问题.《符号帝国》作为巴特中期的重要文本,承载着巴特由日本文化符号而来的思考,在巴特看来,日本的符号中心空无、意义缺失,每一个符号都有待于被书写,在书写中身体与欲望的维度涌现出来.从符号学的反思到对书写的讨论,《符号帝国》可视为巴特前后期思想转折的过渡与中介.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阐释: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研究札记

结构主义-符号学主要是基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等人的基础理论贡献。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走出了作者个人意图的狭小天地,而从复杂的文化网络中去把握文本的意义,并与其他理论有着极好的兼容性。     

罗兰·巴特对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发展和“颠覆”

巴特在符号学研究早期阶段,是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先驱,他追随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并在早期作品中予以运用。在他的符号学历程中期阶段,巴特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理论,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进行了细化,对个体言语展开研究,对组合和聚合进行深入探讨。在后期作品中,巴特转向后结构主义,对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一些“颠覆”性的看法,其中尤以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关系、线性理论引入注目。     

结构主义一符号学的阐释:传媒作为文本世界--西方传媒批判理论研究札记

结构主义-符号学主要是基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等人的基础理论贡献.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走出了作者个人意图的狭小天地,而从复杂的文化网络中去把握文本的意义,并与其他理论有着极好的兼容性.     

罗兰巴尔特《符号帝国》对日本文化中符号学的解读

《符号帝国》是罗兰巴尔特以符号学视角研究日本文化的一部著作,他把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视作各种符号,并破除符号中能指与所指之间固定的对应关系,通过符号的去蔽与事物的还原,使得意义归于空无,从而得出了日本文化空与无的特点。     

符号学理论“旅行”与“形而下学”的意义

符号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锐利的反思锋芒，既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又具备方法论的可操作性；既强调形式立场，又超越了形式研究的局限，是整个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通过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史考察，可归纳出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二是以皮尔斯为代表的“三元模式”符号学，三是以卡西尔为代表的“符号形式哲学”，四是以巴赫金为代表的“文化符号理论”。这些代表性的符号学理论其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解释譬如敦煌艺术符号、民间视觉符号、当代互联网符号等具有中国意味的研究对象时，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以“中国方式”重新阐释符号学理论，这种阐释旨在符号学理论的本土化，使符号学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更有力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武器。     

汉字书法艺术的美学特征

汉字书法艺术的美学特征李恩江一汉字书法艺术是一种符号的艺术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这里的符号，是仅就其对汉语的记录功能而言，并无其他含义，和西方流行的符号学的“符号”完全不同。符号学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酵母酝酿而成的一种认识论体系，其符号是概念...     

重读“意”与“境”——再看苏州园林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视角思考苏州园林中的意境主题.以“意”的能指与所指为切入点,讨论苏州园林和中国山水画之间的内在审美关系,探讨山水画中“留白”和“三远”在苏州园林中的语言结构意义,并通过对苏州园林中生成“境”的造园符号之间因借关系的具体分析,指出了传统园林审美意境产生的深层结构成因.     

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思想的语言学阐释

现代符号学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皮尔斯在“普遍范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的三个“三分法”等符号学理论观点。通过对皮尔斯符号学理论思想的语言学阐释,得出结论:我们只有建立以词语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认识具体话语情境转化为词语意义的语用过程。     

文化符号论

一、符号作为文化 符号,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大体包括以下诸种:预兆、标志、图象、语符、象征和作为专指语言符号的“符号”。文化学意义下的符号是统指以上各种符号的。文化学意义下的符号学是从语言学的符号学发展而来的。 人是文化的动物,社会中的人对他所生活的现实的一切反应,大多是对人类的文化体系作出的,而人的文化体系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人的呢?主要是通过它的象征体系作用于     

“恶搞”文化现象之符号学意义探析

以恶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符号学意义。具体而言,即研究符号运作背后以何种符号思维推动并以什么符号工具实现符号运作过程。将恶搞与狂欢化理论进行对比,发现二者在三个层面存在相似性,从而提出狂欢化符号思维是恶搞符号运作背后的驱动力量;通过对具体恶搞文本中符号片面化、符号降解和伴随文本三种符号工具的分析,例证狂欢化符号思维这一隐含的社会文化规约是如何驱动恶搞符号运作过程的。恶搞文化现象的符号学意义在于,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以“狂欢化”符号思维主导的恶搞符号运作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等外显表达层面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也是在解构颠覆既定世界,重构新的意义世界,它隐含着对新生、创新、变革和多元化的憧憬。     

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解读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形式

社会符号学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的解释只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诗歌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符号,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意义。本文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对美国著名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形式进行分析,力图完整准确地揭示这一形式在诗人所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传达的社会意义。     

城市品牌的符号学解析

城市品牌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从视觉传达符号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品牌的传播以视觉符号形式实现。城市品牌的符号特性,决定了其具有认知与传播的符号功能。以符号学为切入点,从语义层面、语构层面和语用层面对城市品牌进行符号学解析,对城市品牌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忠实的镜像到超真实的幻像--20世纪模仿理论的演变

“模仿”是西方美学和文论中最为重要的范畴之一。评述20世纪阐释学、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对模仿的重新理解,并指出:在从艺术领域向哲学领域的扩展中,模仿经历了从忠实的镜像到超真实的幻像的演变过程,在丧失作为艺术本质的传统权威地位的同时,它作为消解“在场”形而上学和自我指涉之符号的自由游戏,又获得新的意义和价值。     

文学符号性初探

发韧于本世纪初的符号学(Semiology),是当今西方蓬勃发展的一门新兴学科。由于它把整体的人类文化看成一相互关联的模式化了的符号系统,并且以此为研宄对象;同时致力于探讨“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活力”①,也由于它在寻找符号意义的产生与交流、指称与传达之间的普遍规律性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因而使符号学超越了单一学科的限定,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和价值。     

论罗兰·巴特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神话学”到符号学的转换

现代意识形态往往自诩为是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言说,因而可以讽之为"神话"。"神话学"方法运用讥讽旨在揭露近现代文学创作在价值中立立场掩盖下的去历史性。符号学方法则揭示出文学或文化的生产借助于语言符号系统的意指活动将其包含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意义自然化。从"神话学"方法向符号学方法的转换表现出罗兰·巴特的包含历史主义的结构主义转向。     

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理论的符号哲学研究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神话学注重运用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推崇实证性分析和逻辑推演的研究范式,不但在探索"心智"哲学中获取了深刻洞见,而且对打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壁垒的深化性跨学科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从符号哲学体系的认知论、本体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解读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神话学分析,能够从体系上透视列结构主义神话批评范式理论的可行性与局限性。基于结构主义人类神话学的符号哲学批评为学界从符号表意之维认知人类自身和人类处境,以及从人本符号哲学视域的文化结构层面把握人的本质特征提供了文学哲学基础。     

鲍德里亚的符号意义观

鲍德里亚对消费品的探讨、对符号学的批判和对拟真的研究体现了他对待符号及其意义问题的观点和立场。通过对消费品的探讨,他形成了物品意义的结构观;通过对符号学的批判,他拆解了能指和所指的符号结构,突出了能指的优势地位,意义不过是符码操控下的能指效果;通过对拟真的探讨,他揭示出符码操控下的能指结构游戏,意义在这一游戏中是不确定的。对于鲍德里亚符号意义观的研究,不仅需要明晰三个部分在意义问题上的内在承接关系,同时应该将他的符号意义观与语言符号研究的大背景关联起来进行思考,阐明他对意义问题的贡献可以在后结构主义背景中得到充分理解,这些批判实践都寻求在结构诠释的机制中去除符号结构。     

总体符号学的双重维度：#br# 从瘟疫的命名和修辞出发#br#

总体符号学作为西比奥克提出的符号学构想,兼有总体性与全球性的面向,研究对象包含生命符号域内的所有符号,而对瘟疫之症状的命名、修辞与书写的研究,正属这一范畴。瘟疫在词源学上被“污染”影射,亦是“罪”之隐喻,透过与地域和人群的转喻性联接,在语义上成为被“区隔”的意指。然而,随着现代医学命名方式的发展,瘟疫的命名与书写已经被置放在包含了微生物在内的、总体的和全球的生命网络之中被重新思考,瘟疫之表征的意义生产,也由此跳脱宗教话语的隐喻,值得在伦理符号学的框架中被重新塑造。     

语言运用中的替换原则——语用原则论之二

语言结构体系是由一系列不同特征、不同功能的语言符号构成的,语言符号在语言结构体系中千变万化,它的特征和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纯语言学意义的阐释范围。虽然结构主义语言学关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对阐释语言结构体系具有借鉴意义,然而能指和所指这一对符号学范畴包含了丰富而复杂的内容,需要作进一步的细致具体的解剖。语言结构中各种符号在组合和聚合这两个轴承上的巧妙运转,构成了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