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是否促进经济与创新的协同

以科技金融为切入点，解释科技金融本质及相关政策，对科技金融是否支持经济与创新协同作了理论假设，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指数、经济与创新协同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经济与创新协同以规模为主，质量有待提升；公共科技金融、市场科技金融以及两者之间的交互效应均显著地促进了经济与创新协同；东部与中西部的区域异质性在统计上不明显，但公共科技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水平提升——基于内部供给与外部需求视角的分析

"双循环"背景下,努力实现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而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内在机理,并运用2011-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其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业务发展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进而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以及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间接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校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同时在作用机制上,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促进产业升级产生外部需求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则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供给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提升。     

我国科技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通过构建和计算我国各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指数,发现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较大。从整体上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科技金融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严重依赖财政支出。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区域科技金融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当地的科技基础。为此,发展科技金融首先需要增强科技实力,明确界定财政科技投入在科技金融中的作用。     

我国科技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通过构建和计算我国各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指数,发现我国科技金融发展区域差异较大。从整体上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科技金融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各地区科技金融发展严重依赖财政支出。聚类分析的结果显示,区域科技金融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当地的科技基础。为此,发展科技金融首先需要增强科技实力,明确界定财政科技投入在科技金融中的作用。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固定窗口DEA-Malmquist指数,全面测评2004-2017年中国30个主要省市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效率水平及其分解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技术效率指数(TE)和技术进步指数(TP).通过面板Tobit模型分析发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整体效率水平.当前金融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匹配度,抑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技术进步的效率水平,但长期看应具有优化作用.通过省级数据的时空演化分析发现,东部地区金融有效发挥了促进技术进步的功能;而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功能更加突出.因此,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要在尊重各区域产业结构和禀赋特征基础上,以引导技术进步、改善融资结构、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为主,促进实体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行为与区域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更多取决于政府的外部制度安排,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金融效率影响显著,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干预程度直接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的优劣.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对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具有影响作用,且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地方政府行为却不是引起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必然因素;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度大.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发展普惠金融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从金融服务便捷度、金融服务参与度、金融服务质量三个方面选取11个指标构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模型评价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及西藏除外)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不高,并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北京、上海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优势明显,而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相对较低;进一步通过聚类分析将30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发展水平划分为普惠金融发展较高、一般、较低等三类地区。我国应从完善金融服务、加大扶持力度、鼓励服务创新等方面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研究

金融科技改变金融生活，当前只包含传统金融业务和金融机构的指标体系已经不能真正反映区域的金融包容发展状况。文章将风险容忍度和数字金融指标纳入金融包容的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和欧式距离法构建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国31个省份在2011-2015年的金融包容指数，并运用泰尔系数剖析了各省市、各区域金融包容的空间差异、变化趋势及存在短板。研究表明：全国金融包容水平除北京、上海外均处于较低水平，但存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金融包容的内部差异最大，而区际的发展差异在逐渐缩小。通过金融包容指数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对比分析，以及各省在传统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上的不同表现，提出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以金融科技驱动金融包容性发展；提高公众金融素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推动区域内协调发展及区域间相互合作等。     

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

通过建立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内生技术进步模型,论证了金融发展同人力资本、技术差距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一同促进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基于Hausmann模型,剔除加工贸易型进口产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采用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国家、区域和产业3个层面分析金融发展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是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不同金融发展度量指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区域金融效率和区域信贷期限结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的影响更为显著;金融发展对不同区域和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和高技术产业由区域金融效率推动,西部地区和低技术产业由区域金融规模推动;外国直接投资、研发投资和人力资本对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着力提高区域金融效率;优化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规模;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与区域金融风险：机制检验与门槛效应

数字金融在重塑金融业态、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的同时，也对区域金融风险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理论上解析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区域金融风险，并结合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的中介传导机制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总体上加剧了区域金融风险积聚，但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结构和地区差异性，其中使用深度的作用程度最大，中部地区的加剧效应最强；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金融杠杆、增强金融脱媒程度加剧区域金融风险积累；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其加剧效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递增态势。为此，应构建数字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深度考察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从区域差异视角看，东部地区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中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劳动力转移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中介效应的值都较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选取移动电话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经济质量的驱动作用存在差异性,强化服务深度和提升数字化程度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突出;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但在中部地区并不明显。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创新能力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数字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最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模型,发现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点。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我国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划分,选取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2006—2016年科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各项指标的数据,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GMM估计构造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并分析了科技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发展科技金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差距,造成科技金融对东部地区的增长效应要明显大于中西部。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科技金融发展的区域化战略等政策建议。     

长株潭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集群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对优化经济结构和提升区域核心竞争优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集群的健康快速发展是长株潭“两型”示范区建设的关键路径,这需要金融的有效支持。基于2001-2010年湖南省长株潭地区的面板数据,以金融相关比率与金融效率两个指标测量金融发展水平,对该地区产业集群与金融发展水平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地区金融发展对该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正向且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两型”社会实验区的背景,提出应注重培育和发展“两型”产业集群,从提升金融总量、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与产品等方面促进集群发展与升级。     

金融科技、集聚外部性与区域创新——基于空间面板杜宾误差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项研究基于2011-2022年城市数据,分析金融科技发展、集聚外部性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相关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对区域创新水平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在叠加了集聚外部性之后,两者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展现了明显的异质性特征：金融科技、马歇尔外部性抑制区域创新,而金融科技、雅各布外部性有助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此外,金融科技和集聚外部性对于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城市群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具有典型的结构性作用。     

绿色金融何以提升粮食安全？——基于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探究提升我国粮食安全的路径,对于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05—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方法测算绿色金融和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其内生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有助于促进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但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2）在粮食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在东部地区、北部地区,绿色金融对粮食安全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4）绿色金融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促进农业产业集聚实现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基于此,文章提出提升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区域之间多方位合作等政策启示。     

财务柔性能促进企业金融化吗？ ——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探究了财务柔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引入融资约束实证检验其是否在二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能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且促进效果在不同行业竞争与不同地区条件下不同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企业中呈现显著差异。在竞争激烈的行业，财务柔性更能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中，其促进效果尤为显著；融资约束正向调节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细分财务柔性后发现，在高竞争行业中，融资约束对负债柔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现金柔性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而负债柔性对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均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据此，企业应提高财务柔性意识，合理选择财务柔性政策，政府应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帮扶力度，拓宽其融资渠道，缓解其融资压力。     

椭圆旋轮线型罗茨泵转子型线设计

利用 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全国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工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高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长期居留意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城市内农民工的就业,增加农民工的小时工资,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来增强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进一步对农民工个体异质性分析发现：低受教育水平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更容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状况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区别。分析地区异质性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影响了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居留意愿,但对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居留意愿的影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