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