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住房分层:基于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英文)

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表明：城市住房分层结构是一个从低到高依次由无产权房阶层、有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构成的“三阶五级式”结构;个人的政治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状况及收入水平对人们获得住房资源有显著影响;城市住房分层既反映社会贫富分化又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因此,住房保障目标、对象及方式的选择应以住房分层状况为前提。     

“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

本文结合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维度，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和潜类模型、多元对应分析技术，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五个关联性维度考察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结果显示，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政治取向明显保守稳健；处于“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的地位相悖位置的体制外新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展现了偏激进的政治取向；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则兼具政治激进和冷漠的复杂二重性，且这种二重性主要沿着年龄、市场机会和生活状况被分割开来。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构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应在阶层整合、利益整合和畅通上升流动渠道等方面着力，培育并壮大中产阶层，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二元分割体制下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流动及其收入效应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两期数据（CFPS 2010、2012）和动态研究视角，本文系统分析和讨论了当今体制二元分割下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流动的发生机制及其经济后果，提出体制分割成为影响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和经济后果不平等的重要集体性中介因素。体制对工作流动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体制的稳定性效应，即为其成员提供内部庇护，从而降低体制内工作流动率；体制的收入效应，即与体制外流动相比，体制内工作流动会导致更高的收入增长；体制的壁垒效应，即体制阻止和排斥体制外的劳动力发生跨体制流动，从而影响工作流动的方向。经过使用倾向值匹配、IPTW等统计技术控制样本选择性后，分析结果显示，体制分割的这三方面效应均呈显著影响，且结果稳健。本文将体制分割与工作流动过程相结合，探讨体制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动态作用，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中的分层与流动现状。     

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研究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的影响,提出了“世代机遇论”“购房时机说”“精英优势论”“家庭禀赋说”和“理性选择说”等命题,并依据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二套房获得上,世代和单位因素影响减弱,职业地位和家庭因素影响增强,经济管理精英、专业精英,以及家庭经济能力强、家庭资助或在房改结束前获得首套房的居民具有优势,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二套房的购买。本文认为,早期市场化改革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住房机遇,但再分配和市场导致的住房不平等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相互强化,未来住房改革的重点在于避免住房贫富分化加剧。     

论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之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关系到新型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两方面;社会资本主要包括强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弱关系型社会资本。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做保障,而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正是农民工获取这两种地位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升不仅会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而且会增强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及权益表达能力,从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全面提高农民工的生命质量。因此,必须制定相应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策略,以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内生机制系统的良性有效运行。     

和谐社会背景下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现状分析及路径选择

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存在主体自我意识发育程度不高,体制性的利益表达机制渠道不畅通,非体制性利益表达方式频繁发生,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机制效率低下等弊端,要改革和完善中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路径包括提高弱势群体的表达意识,扩大其政治参与、完善体制内利益表达机制,规范体制外表达机制以及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利益表达客体的回应机制.     

日本—短命的资本剩余大国

一、对日本资本剩余的分析1983年以后,日本出现了资本的纯输出,1985年纯输出650亿美元,1987年增加到1370亿美元。显然,日本已成为满足国际市场所需求的流动性和资本需要的唯一的最大的资本供应国。有人认为,日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兴起具有政治意义,不仅形成了对欧美诸国的威胁,且会增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军事的能力。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 关于日本的资本剩余能持续到何时,显然取决于三个因素:(1)日本的经常收支会不会继续保持盈余;(2)居民高储蓄率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3)政府、厂商和居民对储蓄的需求会不会继续小于储     

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009 JSNet全国数据

本文使用2009 JSNet全国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社会资本作用的变化及其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更小,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更大;第二,体制外部门两性的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没有差异,体制内部门男性的网络资源对收入回报的作用小于女性;第三,男性的阶层网络对收入回报的作用无论在体制外部门还是体制内部门都高于女性。综上所述,对于女性而言,其所拥有的网络资源所能带来的收入回报优势被市场化的推进所消减;对于男性而言,其所拥有的阶层网络所能带来的收入回报优势被市场化的推进所提升。因此,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资本在市场化背景下作用的变化,两性的收入差距在进一步拉大。     

基于方差的企业家人力资本控制变量研究

改进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三维结构框架是:胆识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简称CI—S—R结构模型。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些控制变量对企业家人力资本有显著影响,即企业家性别、按组织形式划分的企业性质和主营业务所在地对企业家人力资本没有显著影响,而其他控制变量则对企业家人力资本各维度或部分或全部存在影响,需要加以考虑。     

The Cost of Selling Public Rental Housing: Victoria and South Australia Compared

A comparison of the cost of selling public rental housing is made between two state housing authorities which have similar sized rental stocks but which have sold different percentages of total constructions. Using data from annual reports, it is found that Victoria's policy of selling to sitting tenants has resulted in higher per unit costs on the unsold rental stock than in South Australia where very few houses have been sold to sitting tenants. It is argued that tenants who do not buy necessarily subsidize those who do buy, and that if governments wish to encourage sales then they, and not the bulk of public tenants, should pay for the cost of sales.     

房价上涨路径分析综述

1998年住宅实行商品化后,房价上升迅速,房价上升是由于我国货币供应量超过国民经济总量所致。货币超发与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增长模式高度相关,以出口和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带动的经济发展,在经济制度选择上引致货币被动和主动的超发。政府投资的资金依赖于城镇土地出让金,在城镇土地出让数量受到限制的约束下,土地出让金被不断地推高,带动房价上涨超过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水平。     

中国城市居民的配偶家庭与精英地位获得

本文利用CGSS2006的数据，基于不同类型资本继承与转化的特点，考察了配偶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居民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需要长时间累积，配偶父亲的文化资本对个体成为专业精英没有帮助；第二，在中国，政治资本依然是具有支配性作用的，更容易转化为经济资本，但经济资本难以转化为政治资本；因此，配偶父亲的政治资本有助于个体成为市场精英，反之则比较困难。第三，资本的使用可能存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婚后配偶的父亲带入的异质性资本效用可能会强于已被多次使用的父亲资本，因此，婚后配偶的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体精英地位的获得具有更强作用。此外，配偶的父亲的影响对于不同性别的个体而言有所差异，虽然精英代际转化同时适用于不同性别，但精英代际继承更适用于男性。     

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代际累积"概念探讨了父代住房支持的差异引发的子代住房不平等问题。参考以往通过"优势累积/劣势累积"两条因果路径分析社会不平等的方法和最新文献对累积过程的关注，本研究将弥补以往累积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忽视代际分析的不足，从因果机制和过程分析两方面推进代际累积对住房不平等的解释。对前者的研究发现，住房制度改革拓宽了个体住房资源获得的渠道，父代家庭对子代的住房支持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其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也日渐凸显；对后者的研究表明，代际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所解释的住房不平等并非稳定不变的，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既有累积趋势可能会发生异于原初累积方向的变动，甚至是累积断裂。这一发现弥补了代际优势/劣势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未能澄清累积过程中波动存在的理论缺憾。     

城市住房的阶层分化：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的分析

住房是透视社会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的重要视角。本文依据2006年CGSS全国调查数据,运用潜类分析方法,从住房条件、住房产权、住房区位三个维度描述并分析了当下中国城市住房资源在阶层间的分化状况。研究表明,在制度变迁背景下,住房资源分配虽然复杂多样,但住房资源的占有及住房区位的分布仍被打上阶层分化的烙印。住房条件、住房产权、住房区位的分化不仅表现在阶层之间,同时也表现在代际之间。     

The housing fulcrum: Balancing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in housing research and policy

Abstract

We discuss the pivotal role that housing plays for both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All people need to be housed, and housing circumstances help determine social outcomes, especially for vulnerable groups. We outlin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treats housing as a dynamic system, incorporating the life‐cycles of both individuals/households and houses. Each is long‐lived; decisions impact on housing for decades. This approach is relev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using research and housing policy. We illustrate the issu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ntal yields and measures of deprivation across New Zealand. The surprising nature of this relationship has consequences regarding potential poverty traps and wealth disparities. While highlighting an important housing market issue, any policy response to this issue is complicated by the need to take account of the life‐cycles of both individuals and of houses, and by the long‐lasting impacts of decisions.     

地方政府行为与住房市场健康发展研究——一个研究框架

住房市场是一个分散、区域性分割的市场,中央政府无法直接调节,对住房市场的微观调控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之一。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的职责贯穿从住房生产到房屋消费的各个环节,涉及确定需求、土地供应、存量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众多领域,有时甚至直接给特定群体提供住房。以地方政府行为视角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重点剖析地方政府在住房市场中的职责,住房市场利益相关者及管制创新,住房健康发展的内在机制,中央—地方在住房市场既分工又协作的二级管理模式有效运转的约束条件,地方住房战略制定及其有效性等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