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员制度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以安源工运史为中心(1921-1925)

以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研究，多偏重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视角，而较少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究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问题。本文以早期安源工运为考察对象，重点分析并比较特派员李立三和刘少奇二人的工作效果，以此来探究中共早期采用特派员制度领导工人运动的组织形态。本文认为，李立三利用个人资源开创了安源工运，而作为继任者的刘少奇则未能维系安源工运，表明中共采用的派遣特派员的组织制度的运作效果是引发安源工运兴衰的重要原因。特派员实际的工作效果，既与其个人的地方资源有关，也与其在党内的位置密切相关。对中共早期特派员制度的具体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共早期发动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问题，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共早期组织形态的发育和演化。     

落“地”生“根”：中国近代工业创成中的传统治理策略——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例

本文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个案，分析了一起地方抗阻事件及其处理策略。地方抗阻反映了晚清社会秩序与近代矿业发展之间的张力，而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样来自晚清的地方治理结构。具体而言，疏解抗阻的过程即是遵循“抚地方之民”的治理逻辑，通过“寻找支持者”与“利益均沾”来弥合张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矿局的实际创生，使它以主办官员的关系网络为基础孕生出了地方性，从而得以内嵌于湖北的治理结构中。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所展现出的地方性可能以更复杂的形态在中国后续的工业组织与制度中得以呈现，“地方”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工业组织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尚未被当前学界充分讨论的后者影响前者的机制与方式。     

党内民主实践的评价与反思:基于雅安的个案研究

党内民主不但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还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从1988年至1989年,就有12个县(市、区)开展党内民主的实践探索,但由于改革遇到阻力,不少地方停止了试点；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对党内民主的实践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探索,更多的地方加入了党内民主实践的行列.地方党内民主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从雅安的个案来看,虽然党内民主的实践有一定的成效,但也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改进.     

新时代党内监督的政党净化功能:特征、实践与边界

政党净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一项基本功能,会随着党内外形势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监督的政党净化功能具有明显的自我革命特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只有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政党净化才能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否则就会发生"异化"。党内监督政党净化的边界集中体现为:党员、干部标准不能混淆与公民标准;党内监督的方式只能采用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组织处置等,不能将国家暴力机器引入党内;党内监督应当以发扬党内民主,维护内部团结为目的,不能简单采用惩办主义。     

剪发与革命:苏区革命妇女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

近代中国妇女投身革命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妇女身体政治化的过程.妇女的革命与妇女自身的解放、民族的解放交织在一起,使得原本属于个体的身体被不断建构和社会化.革命妇女剪发乃至剃光头,表明妇女解放与国家政治之间存在一种互相认同或紧张的微妙关系.在战争年代,妇女的身体与革命之间具有某种张力,一方面革命将妇女的身体带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场域;另一方面革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消解了妇女的性别意识,让妇女在参与革命的过程中忽略或暂时放弃了自身的性别身份.     

通过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制度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听证咨询制来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是通过协商民主实现公民自由的一种重要制度。现阶段我国在公共服务、法制建设、民生建设等诸领域进行了听证咨询的实践,但是中共在党内事务中明确实行听证咨询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又促进党内民主。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制度是人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推动、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共长期实行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的领导体制,党内缺乏听证咨询制度的民主传统,因而要真正建立健全党内事务听证咨询制需要明确党内事务听证咨询的范围、程序,实现从程序正义到结果正义,从而提高党内民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析《共产党》月刊的理论缺陷对建党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党》月刊起了重要作用,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多优点和某些缺点,与《共产党》月刊的宣传也有一定的关联。文章考察了《共产党》月刊关于党的建设的两大理论缺陷及其对党的影响：一是未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导致早期党组织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道路缺乏科学的分析,影响了党的纲领导和策略的制定;二是在党的组织原则上重视集中忽视民主,影响了党内民主建设。     

特色中的鲜明特色:民主与集中

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治特色中的特色.这一制度曾适应了战争与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又在计划体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整个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由于具体制度不健全,实践中常常出现偏差.在党内民主实践中常会出现少数人甚至一把手垄断决策权以至造成重大决策失误现象.民主与集中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一对矛盾.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和制度取向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决策中必须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才能真正体现现代民主精神和民主决策规则.     

斯大林三阶段论与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

斯大林把中国革命分为三个阶段,从第二阶段始则把民族资产阶级排出革命队伍之外,这就严重影响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认识。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党内的农民意识,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是中共产生认识错误的重要原因。重温历史常常是有益处的。     

对首次国共合作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由"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转变的标志不是中共西湖会议,应是1923年的中共三大;"党内合作"形式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但并非是革命发展的惟一原因;首次国共合作两党关系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变化,决定了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     

“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

本文在韦伯和陈寅恪等人的启发下,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试图将“革命”这个社会学的经典母题重新带回到中国社会学界,以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新的研究路数尝试围绕阶级路线、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等重点,在借鉴实证史学资料收集法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事件社会学的方式来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效果。     

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政党国家与社会渐次分离的状况,集中体现在执政党权力范围的收缩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与集聚。首先,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发现,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并非单向的吸纳与嵌入,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融入的共生关系。其次,基于对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     

劳动合作、仪礼交换与社会结群——广西龙脊壮族村落的社群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对广西龙脊壮族家族和村寨组织的构成及其运作进行描述与分析,具体地呈现一个壮族地方社会的建构逻辑。文章认为,龙脊壮人的“家门”是一个依两可家系组织起来的血缘组织,以家屋为核心,且与家屋具有同构性;“寨”则是一个血缘与地缘合二为一,以寨老为联系中心的人群共同体。“家门”与“寨”以劳动合作和互助以及仪礼交换为基础进行建构;他们充当着家屋之间社群联结及友情的蓄水池,承载并具体实践着龙脊壮人与自己人一起劳动、一起吃住,跟自己人结婚的理想。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简析孙中山的建党思想

孙中山的建党思想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他组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到支持多党竞争、政党内阁,从"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到建立中国国民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学习苏俄经验,从而使他的建党思想得到完善、成熟,逐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     

军事发包制

在学界目前关于行政发包制及其历史根源的讨论中，尚未触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制度：军事发包制。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进行局部执政时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组织形态，即一方面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另一方面又在各根据地军区和军分区两级分别建立起与上级的军事承包关系。这种关系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军事决策的自由裁量权；财经的自给自足；在属地建立一元化领导，实行属地化管理、战果导向和人格化担责。军事发包制有效解决了动员和控制、集权和分权的张力问题，把分割状态下的局部执政当成铸造现代政党之军政能力的重要通道，为1949年后全面展开的国家政权建设做好了准备。军事发包制既是行政发包制的先驱，在某种意义上又可谓行政发包制的内核。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中国共产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一度激进的妇女政策在1940年代却发生了温和化转向。抗日战争开始后，革命根据地内阶级矛盾的缓和与劳动力的相对充裕使激进的妇女政策成本上升、收益下降。抗战中期，国民党的“限共”政策给中共战争资源汲取带来了压力，引发了党群关系的变化。为缓和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非阶级斗争形势下实施了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劳动生产以扩大总产出。在组织群众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被强调，激进妇女政策的路径依赖被打破而随之温和化。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温和化重新平衡了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重新平衡了男性群众的利益偏好与女性群众的生理特性。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Objective .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much recent work done on party system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systematic comparative work that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performance.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success of 17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from 1993 to 2000. Methods . I propose a way of measuring party organizations based upon the degree of personnel overlap between the organs of the extraparliamentary party and the party in public office and the organizational density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late thes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political success enjoyed by the communist successor parties. Results . In general, I find that the more the successor party was dominated by officeholders and less reliant on a mass membership for political support in the years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transition, the more successful the party was later. Conclusions . The intera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 with the party'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was a better predictor of success than declines in the socio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population, rises in popular "nostalgia" for the past, or openings created by political institutions.     

侠气与民情：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

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帝国的冲击不仅体现在财政税收、人口、土地关系等社会结构要素上,更重要的是人心与世风之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民情基础。这一世风丕变特别体现在：地方为应对太平军冲击而进行的军事化运动中伴生的失范型暴力,是以“任侠之气”的精神伦理作为军事动员的内在组织原则而导致的后果。“侠气”这一精神伦理以“力”的无限扩张为法则,与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宗法、乡礼、师道以及凝结在地权上的依附关系形成巨大张力,由此造成军事化组织与国家政治的背离。“力”的无限扩张法则打碎了帝国政治所依赖的身份与等级结构,导致了夷平化的社会形态出现,从而对传统政治治理构成挑战,并最终召唤了用现代革命的方式推进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