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

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论周恩来与陈云共防冒进的心路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文武奇才毛泽东，有领导楷模周恩来，有党建领袖刘少奇，有军事领袖朱德，还有一位卓越的经济领袖：他多次在关键时刻挑起经济工作的重担，协助周恩来为实施毛泽东勾划的经济蓝图费尽了心血。他，就是被人誉为中共领导经济的巨人—...     

刘少奇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经验教训的总结

刘少奇同志在1929年7月至1930年3月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期间,领导了中东路工人的斗争。这是我党在满洲开始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工人斗争,在当时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刘少奇对这次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而系统的总结,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东北地方史及东北地方党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意义。一、在工人斗争中要注意防左反右在中东路工人斗争中,前期主要是防左,后期主要是反右。按照刘少奇的策略思想,中东路的工人斗争,是要把许多小的斗争汇集起来,努力发展一切部分的局部的斗争。使之成为全体的一致的总斗争。这个策略思想,是刘少奇对当时中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现状与发展趋势

工人阶级经由工会或政党等组织领导的方式,为争取自身权益等目标采取集体行动,产生工人运动。本文分析了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统治而开展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原因,评析了工会及工人运动的改良战略,探讨了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益和实现真正解放应采取的运动战略,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向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     

现代领导者个人魅力刍议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个企业工作的好坏，与领导者的素质、才能、魅力息息相关。而领导者要领导好一个单位，必须要有号召群众、团结群众、鼓舞群众、带领群众一起奋斗的凝聚力。领导者的这种凝聚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人健力。领导者个人魁力的大小，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表现是十分明显的。个人魅力强的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大，他所作出的决策、计划获得群众认可的程度高，比较有把握吸引和带领群众去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而奋斗。而个人披力缺乏的领导者，对群众毫无吸引力，与下属缺乏交流和理解，难以组织和动员…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4月27日,是殡葬改革的纪念日。在1656年4月27日中共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151名领导同志在《倡议实行火葬》倡议书上签名。倡议书中写明：“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这无碍于对死者的纪     

试论党的民主集中制与党的领导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生活的根本原则,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体现。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容。它不仅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得以组织起来的客观规律,也是协调和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各种矛盾的组织原则;不仅是每个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必须遵守的纪律,也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所要遵循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而这些,对于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是至关重要的。     

Inverted Soft Budget Constraint: Extra-budgetary Resource Seeking in Local Governments

本文以“逆向软预算约束”概念概括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向所管辖区域中的下属组织和个人索取资源的行为,并从组织分析角度探讨这类现象产生的渊源:在微观层次上,干部晋升制度的机制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基层政府官员追求资源密集型政绩工程的短期利益,为不断突破已有预算约束、追求预算外资源的政府行为提供了激励;在宏观层次上,组织制度自上而下的约束机制由于上下级政府官员的共同利益联合而难以有效运行,自下而上的企业或个人的抵制活动因组织程度的不对称而无法奏效,而权、责、利三位一体在实际运行中的分离导致责任目标制度的失败。因此,宏观组织制度难以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实行有效约束。     

落“地”生“根”：中国近代工业创成中的传统治理策略——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例

本文以清光绪年间湖北矿务为个案，分析了一起地方抗阻事件及其处理策略。地方抗阻反映了晚清社会秩序与近代矿业发展之间的张力，而问题的解决之道同样来自晚清的地方治理结构。具体而言，疏解抗阻的过程即是遵循“抚地方之民”的治理逻辑，通过“寻找支持者”与“利益均沾”来弥合张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矿局的实际创生，使它以主办官员的关系网络为基础孕生出了地方性，从而得以内嵌于湖北的治理结构中。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所展现出的地方性可能以更复杂的形态在中国后续的工业组织与制度中得以呈现，“地方”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工业组织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尚未被当前学界充分讨论的后者影响前者的机制与方式。     

瞿秋白领导左翼文艺运动身份问题研究

瞿秋白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身份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从新发现的史料来看,瞿秋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除了凭借他长期从事中共高层领导工作所形成的威望,个人的独特魅力以及知名文学家身份以外,还与第三国际的态度和党组织的安排有很大关系.对左翼文艺运动,瞿秋白是主动参加的但介入左翼文艺运动的指挥决策系统并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是经组织同意的,并作为对其病假期满后的一种工作安排.而代表中央宣传部代管"文委"工作和此后被推举为分管文艺、教育和宣传工作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委员,就是时其左翼文艺运动领导人身份的确认.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所谓"王明控制的中央是不可能安排瞿秋白参与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革命目标的裂变与群众路线的转向:1940年代中共妇女政策的温和化

中国共产党是倡导性别平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其一度激进的妇女政策在1940年代却发生了温和化转向。抗日战争开始后，革命根据地内阶级矛盾的缓和与劳动力的相对充裕使激进的妇女政策成本上升、收益下降。抗战中期，国民党的“限共”政策给中共战争资源汲取带来了压力，引发了党群关系的变化。为缓和党群关系，中国共产党在非阶级斗争形势下实施了群众路线，通过组织群众劳动生产以扩大总产出。在组织群众劳动生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被强调，激进妇女政策的路径依赖被打破而随之温和化。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温和化重新平衡了革命的中心性目标与原则性目标，重新平衡了男性群众的利益偏好与女性群众的生理特性。     

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政党国家与社会渐次分离的状况,集中体现在执政党权力范围的收缩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与集聚。首先,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发现,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并非单向的吸纳与嵌入,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融入的共生关系。其次,基于对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     

微博空间组织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以环保NGO为例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探索微博空间中环保非政府组织间关注/认同关系网的结构,并结合组织间网络、社会运动联盟、互联网研究文献以及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来探究网络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间存在紧密的虚拟联系。统计分析显示,组织间虚拟关系受网络自组织机制、组织资源、合适性原则（注册状态）、同质性原则（离线关系、地理位置、关注领域）和微博使用活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资源发挥“信号”功能,是组织可信赖性的基础,资源未知者不容易被关注/认同。对于资源已知者而言,资源匮乏者更积极利用微博平台。未注册组织主动与其他组织建立关系,注册组织则避免与未注册组织建立关系。具有线下合作关系或处于同一省份的组织之间更可能建立关注和认同关系,但活动领域仅对认同关系具有影响。微博使用活跃程度也对组织间关系具有正向的影响。     

革命的劳动伦理的兴起:以陕甘宁边区“赵占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公营工厂逐渐在边区兴起。为了提高公营工厂工人的劳动热情，并维持公营工厂内部良好的劳动秩序，在1940年至1945年期间，中共中央等有关决策者创造性地对公营工厂的劳动过程开展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改造活动。随着这些改造活动的推行，一种主要用于规范公营工厂工人的劳动态度以及公营工厂内部党组织、行政和工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新的劳动伦理被逐渐构建起来。由于构建这种新的劳动伦理的逻辑起点是把工人的劳动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强调工人是为革命而劳动，故本文把这种新的劳动伦理命名为"革命的劳动伦理"。以"赵占魁运动"为考察的中心，本文系统地探讨了这种革命的劳动伦理是如何被构建而兴起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两个相关的问题。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     

十七大报告突出的理论亮点

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完备而严整的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担当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指导、坚持原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对新时期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创新成果作出的科学总结,也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突出的理论亮点。     

Motivation and Commissioning: Perceived and Expressed Motivations of Care Home Providers

Commissioning of social care for older people has seen major changes since the early 1990s. Considerable responsibility now rests with local authority staff, whose views of care home providers’ motivations, their perceived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s service providers, will have a bearing on commissioning decisions. We examine commissioners’ views of provider motivations in eight English local authorities and compare their perceived motivations with providers’ expressed motives.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semi‐structured face‐to‐face interviews with commissioners and care home providers. Providers are generally perceived by commissioners as highly altruistic, but also relatively financially motivated individual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views towards profit‐maximizing, which commissioners perceive as very important, while providers consider it to be of little motivational value. Private sector providers are described by commissioners as significantly more motivated by personal income. Associations are found between commissioners’ perceptions of motivations and th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providers. Perceptions of providers’ motivations appear important within the commissioning framework.     

The Women's Movement in South Korea*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underlying explanations for the relative success of the women's movement in Korea. Building o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del, the present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women's groups in Korea mobilize resources, increase memb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and pursue alliances and coalitions to achieve their organizational goals. Methods.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data collected via a mail survey of women's groups during November 2000 and May 2001. Results. The study finds that disparate women's organizations (radical vs. reformist) have had distinct resources, strategies, support bases, tactics, and relations to others groups to mobilize more support and effect their goals. Conclusions. From an organizational standpoint, it is clear that democratization brought about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women's organizations that turned women's grievances into a capacity to act collecti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