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引言 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乡土社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这种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的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中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这部著作中所提出并且加以分析的问题.而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这部"描述"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著作中的相关概念、论述等做进一步的探讨.     

“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5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世界大学联盟等机构联合主办，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研究》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隆重举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名古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韩国首尔大学、印度德里大学，以及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等海内外近四十所高校和研究所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

土地革命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战争动员并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诸多研究中,土地革命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本文在细致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与具体议题三个不同层面,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做一批评性回溯,以此澄清土地革命的问题化过程,进而理清学术的内在理路与发展变化过程,洞悉不同研究传统与理论视角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复线的历史及其他——关于《文化、权力与国家》

一、引言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的时候,中国的乡土社会处于怎样一种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这种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的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中又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是杜赞奇在《     

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

相声是起源于中国民间社会并一直流传至今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其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表演形式和独特的内在结构。相声还经历了一个从“江湖”到“庙堂”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声的演出方式、文本结构及其作品风格，随着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变迁而不断调整，成为了兼具民情表达与政治之双重要素的文本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运用相声本子（文本）、地方史志、回忆录等多种材料，在澄清相声的缘起、属性与结构特征的同时，基于历史社会学与阐释人类学等理论视域，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相声作品展开分析，一方面，呈现作为社会表达的相声文本的多重结构，另一方面，揭示相声作品演进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民情表达与政治效应的相互关系。     

“深耕者”与“鼓动家”:论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中的“农运派”

“查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中重要的组织动员技术，它同时蕴含着强调经济标准的“算阶级”和强调情绪鼓动与暴力斗争的“闹革命”两种面相。既往的学术研究将“闹革命”理解为革命实践中的过火与偏差而未追溯其渊源。本文尝试对“闹革命”这一传统进行发生学意义上的再考察。研究发现，“闹革命”主要来自“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干部构成了其具体“担纲者”。本文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农讲所以及农运派干部具体实践的考察，呈现其作为革命的“深耕者”与群众的“鼓动家”的精神气质，进而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理解“闹革命”这一具体的组织动员形态，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乡村革命的复杂历史面貌。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查田运动第一次将量化阶级标准推行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后又沿用至1946年以后解放区土改和1949年以后全国性的土改实践之中。以往学界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动员论视角下的地方史解读,而对量化阶级标准缺少足够的关注。重点关注前者的学者,往往又集中于单纯的政策讨论层面因而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并试图以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重要历史担纲者王观澜为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其成长背景、教育经历以及革命历程的详细梳理,呈现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并以此为基础去勾勒其在土地革命中的“算阶级”的实践轨迹。同时通过再现置身于土改运动中的共产党“技术干部”对待理论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考察蕴含在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土改实践脉络中的一系列内在局限,并尝试去揭示这些局限的历史根源。     

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

“富农”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以阶级进路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概念,也是土地革命历史进程中政策争论与变动的焦点所在,同时更是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应对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危机的关键枢纽。本文认为,富农概念在具体的革命场景中具有下述意涵：其一,它经历了从理论概念到革命实践中斗争对象的转化;其二,它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演变成“富农路线”问题;其三,以“富农”等概念为基础的分田策略又是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上述维度共同形塑了革命的动力机制。本文在详细梳理多种类型史料的基础上,呈现这一转变的复杂历史过程,进而阐释“富农问题”作为革命动力机制的内在逻辑与社会过程。     

问题意识与历史视野：“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历史社会学路径

社会学作为一门在“西学东渐”背景下引介到中国的学问系统，从最初引入之时便面对着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本质，乃是普遍的社会学理论同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之间的张力问题。如何面对和处理这种张力，又如何真正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建立面对中国历史与文明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成了社会学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社会学的中国化，究竟是理论概念上的中国化还是研究对象上的中国化?抑或是研究方法上的中国化?本文通过对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发现，潘光旦、费孝通和瞿同祖等老一辈社会学研究者构成了国内社会学研究的古典时代，开启了一系列经典的本土研究范式，并被后来的学者继承下来。当下的国内历史社会学研究，凸显出问题意识的整全性、研究视野的开阔性以及经验研究的总体性三重特征，既是历史社会学研究在发展历程上的突出特征，同时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