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干”机制：中国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诸多伦理性、道德性的内容,致使司法体制与乡村现实之间存在着深深的抵牾。本文借由一起诉讼揭示了乡村司法的运行逻辑--“甩干”机制。基层法院在处理案件时会按照形式理性的要求,以洁净化、纯粹化为目标,甩掉道德、习惯等诸多非法律的元素,实现对案件事实的重新建构,以一种生硬、执拗的方式对案件进行权威性的裁决。“甩干”机制源自民事诉讼程序中关于案件“受理”与“审理”的特殊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化要求的无奈之举,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式司法的“无知之幕”特色。“甩干”机制揭示了乡村社会中法律的实际运行状态及内在张力。     

劳动合作、仪礼交换与社会结群——广西龙脊壮族村落的社群结构分析

本文通过对广西龙脊壮族家族和村寨组织的构成及其运作进行描述与分析,具体地呈现一个壮族地方社会的建构逻辑。文章认为,龙脊壮人的“家门”是一个依两可家系组织起来的血缘组织,以家屋为核心,且与家屋具有同构性;“寨”则是一个血缘与地缘合二为一,以寨老为联系中心的人群共同体。“家门”与“寨”以劳动合作和互助以及仪礼交换为基础进行建构;他们充当着家屋之间社群联结及友情的蓄水池,承载并具体实践着龙脊壮人与自己人一起劳动、一起吃住,跟自己人结婚的理想。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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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上海基层社区“抗非”考察

对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探讨,大多得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结论,其议题亦无涉居民切身利益,无法为“强势国家”提供有力佐证。本研究以上海社区“抗非”动员为背景,观察突发事件中的国家-社会关系。调查发现,上海的“抗非”工作几乎都由国家主导,居民仅被动配合,自发参与度极其有限。在具体策略上,国家一方面透过主流媒体的调控,掌握“议题建构”渠道;另一方面则借助社区建设的配合,节制“社会参与”渠道,从而在因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强化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掌控力,构筑了“国强社弱”的制度格局。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

“富农”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以阶级进路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概念,也是土地革命历史进程中政策争论与变动的焦点所在,同时更是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应对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危机的关键枢纽。本文认为,富农概念在具体的革命场景中具有下述意涵：其一,它经历了从理论概念到革命实践中斗争对象的转化;其二,它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演变成“富农路线”问题;其三,以“富农”等概念为基础的分田策略又是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上述维度共同形塑了革命的动力机制。本文在详细梳理多种类型史料的基础上,呈现这一转变的复杂历史过程,进而阐释“富农问题”作为革命动力机制的内在逻辑与社会过程。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视角--“概念”与“执行”的同时,结合M.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博弈过程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家务劳动过程中,雇主的身心是分离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通过各种策略控制劳动过程,将家政工的身心进行分割。这些策略包括时间规训、全景监视和情感管理。而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也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控制权。此外,家政工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     

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在全能主义时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国家倾向于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骨干录用为干部,实现了干部的阶级化;同时,为了促进精英与国家的合作,也录用了很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精英为干部。国家对待1949年以前的精英策略是用一批、养一批和关一批,对被录用为干部的精英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国家化。市场经济时期,基本上只有精英才能够成为干部,精英国家化已经演化为国家精英化。但是,在干部的考察任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因此,反思国家精英化中间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性别观念、现代化与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

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国城乡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与绝对收入的增加可以显著地帮助她们减少家务劳动时间。此外,本文检验了女性的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在城乡与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城镇地区女性相对收入的增加可以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而农村地区的女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无法持续地利用相对收入的增加来减少其家务劳动。通过将调查数据与市级统计数据匹配,本文进一步发现,在农村地区,现代化水平的不同会造成女性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影响的地区差异。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女性相对收入对家务劳动的议价能力较强,而在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这种议价能力更容易受到限制。     

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

社会性别的后天建构性使其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该角度重新审视海南历史上的汉黎互动,发现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出现“女主外”的现象,但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使“女主外”行为与支持男性“向学”的目的挂靠,女性“主外”行为的社会价值被贬低。“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不但未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反而造成另一种性别压迫,最终成为海南独有的“男为尊”父权文化的表现方式。     

China＇s Household Tradition and Its Rur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Reference to Traditional Russian and Indian Village Communities

能够对现代社会产生长远影响的本源型传统，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在东方国家的本源型传统中，不同于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中国是家户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以家户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组织，家户内部农工商结合基础上的农工商互补经济，家户互助合作基础上的农村合作形式，家国共治基础上的农村治理体系。在中国农村发展进程中，尽管家户制一度被抛弃，但仍构成当下及未来农村发展的制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