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抗争:都市集体行动的策略——以广州南园的业主维权为例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广州一个社区就物业管理费和业委会展开的集体行动,试图说明在城市中产阶层业主维权运动中,以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社区运动及其行动策略的产生,一方面是“依法抗争”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受到“以理抗争”的多重文化逻辑的影响,即包括行动者基于利益理性的“依法抗争”、基于家园认同所寻求的日常生活的道德平衡,以及以往社会主义群众动员孕育的人民抗争的话语/价值体系。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以理抗争”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以法抗争”,既有着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推动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变。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工人依法维权的集体行动策略——以上海SNS企业工人抗争为例

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对于底层工人来说,争取合法权益的同时还要计算在这个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与政治风险,因此“安全”、“有效”而又“可持续存在”的抗争方式是工人在采取行动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某制造企业工人两次依法维权的行动为例,提出在这种逻辑下工人抗争所采取的“自我组织”与“遵纪守法”的策略,既为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又提供了行动的合法性。最后,文章将这种抗争策略放在中国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进行了讨论。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合法性理论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和政府权威合法性两方面。在“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愿意并能认同“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原因值得探讨。一方面正义原则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使“非法”与合法语境在法治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地方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因此能够相得益彰、和谐共处。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走向法庭还是走上街头：超越维权困境的一条行动路径

制度外抗争与制度内法律维权有着显著不同的结果和制度逻辑。现有文献中的“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可以通过制度外或者制度边缘的集体行动获得政府及时的反应,但却有着多重困境：机会困境、风险困境、组织困境、制度困境。制度内法律维权可以很大程度上破解这些困境,但也有着该模式下独特的结果困境：费时费力而又缺乏即时直接的回报困扰或者阻碍制度内法律维权者去为了获得长期的有益于整个群体的普遍性制度化后果采取行动。但本研究中的业主维权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这一困境。他们的制度内维权行动让法律在实践中最大可能地运转了起来,从而超越了传统维权的困境。独特的政治机会结构和制度内维权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促进一些群体走向法庭,而非走上街头。     

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

基层社会的维权行为研究保持着延续性的沟通对话,但需要发展一种更为综合的解释框架来消解已有解释之间的张力。本文借用本土资源性概念“势”的含义,汲取各种解释的合理内核,基于乡镇场域的现实案例提出一种融合性的解释框架--依势博弈,包含知势、造势、借势、用势四个方面,与博弈对象的以势摆平、调解方的中庸调势处于同一维权行为系统中。依势博弈解释框架体现了维权行动的主体多元性、博弈平等性、策略权宜性、因素多样性、内容丰富性等特征,反应了中国基层社会变迁的倾向,拓展基层维权抗争的视角,体现了从官民或者说强弱维权中走向多元化利益博弈,具有更高层次的概括解释力。     

英雄伦理与抗争行动的持续性——以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为例

在中国乡村抗争研究中,农民抗争的动机经常被理解为一种“受损逻辑”。虽然受损逻辑能够部分解释抗争行动的发起,但却不能解释在利益补偿、伦理关系修复的情况下,抗争为何会继续进行。本文在对鲁西农民抗争积极分子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推动抗争积极分子持续抗争的动机是一种由抗争行动本身带来的、突出的、不同于受损逻辑的“英雄伦理”。这种英雄伦理发展出了互助连带机制、等级区分机制和友情再造机制等三种机制,从而推动着抗争的持续进行。然而,这三种机制在推动抗争持续进行的同时,也存在着各自内在的限制。最后,笔者讨论了“英雄伦理”对于理解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贡献。     

农民维权的行为困境与路径抉择

农民权益屡遭挑战,农民上访总量逐年增长。在农民各类上访中,土地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在农民维权过程中,行动曲折的原因有二：其一,内在原因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权利意识增强之间的张力;其二,外在原因为政府的唯利性,尤其是官商之间的利益同盟。因此,成立农民维权组织已成为现实形势。     

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

在全能主义时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国家倾向于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骨干录用为干部,实现了干部的阶级化;同时,为了促进精英与国家的合作,也录用了很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精英为干部。国家对待1949年以前的精英策略是用一批、养一批和关一批,对被录用为干部的精英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国家化。市场经济时期,基本上只有精英才能够成为干部,精英国家化已经演化为国家精英化。但是,在干部的考察任用方面出现的问题,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现代国家治理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因此,反思国家精英化中间存在的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

摘要：近20年来,“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城乡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现象,上亿农民进城务工与生活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城市人口的年龄结构,推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时也有力地改善了农民家庭的收入。但目前学界的研究偏于宏观分析和对“迁入地”的调查,对“迁出地”的调查相对较少。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半农半牧区的26个自然村的户访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当地外出务工人员的基本情况、结构性特征及务工活动对当地农户收入的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认识和理解农村的外出务工现象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     

移民的呼声——户籍如何影响了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

本文利用CGSS2010的调查数据,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城市居民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随着移民收入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明显减弱。在公共参与方面,移民表现得更为消极,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现有制度对他们的公共参与形成制约。但在群体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虽然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更高的居民的确具有更强的公共意识,但并不明显具有更高的公共参与度。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

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提出的关于新中国成立50年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完成了一场所谓“无声的革命”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工农子女上大学的比例在改革前与改革后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增减趋势，不宜简单地总结为“50年里的一场革命”。改革前的高等教育平等笼罩着浓厚的阶级斗争氛围，是一种“阶级内的平等”，诸多地方有违于真正的教育平等精神；而改革后被强化的重点中学制度虽然构筑了少数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的通道，但这种制度不仅不是缓解城乡教育不平等的良方，反而是固化城乡教育不平等的机制。本文对梁晨、李中清等的论文中所使用的材料和概念也提出了一些质疑。     

农民的地权选择与农地制度改革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得到多数农民的认同。但是,当前农村的土地权属关系仍不明晰、不稳定,农民最担心和反对的是国家或集体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农民不仅要求土地承包权的长期稳定,还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的愿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总方向应该是:完善土地二轮延包,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农地退出机制,实行"农地稳定、公地调整"的政策,建立农村地价评估机制,从而进一步明晰和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