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室与外家：西汉政治中的家族伦理

随着先秦封建宗法的衰败,秦汉帝国建立了皇帝制度。与之相随的,是西汉外戚势力的极大发展。从这一现象出发,本文试图探寻出一条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新思路。基于对“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等史料中外戚受爵人数及方式,外戚为官者人数等的统计分析,并结合具体历史文献,本文认为,西汉外戚通过“以亲受爵”的方式广泛地占有社会身份等级中的上层地位,并占有三公九卿、“大司马***将军”等官职中相对大的比重,影响着整个西汉政治的发展。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同西汉分封同姓诸侯国所造成的中央势弱的“形势”有关,另一方面根源于以“亲亲”与“义”为根基的家族伦理,后者维系着姻亲家族间的支持,从而为西汉帝室与外戚之间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政治中“家”与“国”的同构性。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从丧服制度看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

本文是对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研究。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服制度。通过对经学文献中关于丧服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亲亲”和“尊尊”是构成这种制度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结合在一起,从家族延伸到政治,塑造了古代政治、社会关系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仍然在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中有明显表现。本文指出,亲亲和尊尊与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仁”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作为基本伦理和美德,以亲亲和尊尊的形式表现于社会结构之中。本文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关系”和“人情”等现象的历史根源。     

“福柯在叙拉古”:“政治精神性”中的主体性实践

福柯对伊朗革命持支持立场而被人称为他的“叙拉古问题”。他为伊朗革命中的“政治精神性”所着迷，然而遭到了知识界众多批评和指责。本文尝试理解“政治精神性”，并对福柯所持的赞许态度做出明证。通过分析福柯1978年以及之后的思想著作，文章试图阐明福柯支持“政治精神性”的两种层面，它体现出人的集体意志和超越世俗性的力量，在福柯眼中它们就是反抗西方理性政治的有力武器。加上福柯对多元文化的偏好，造就了他对伊朗革命的支持态度。“政治精神性”同时联系起了福柯思想中后期从政治到主体的两大元素，他从政治领域的“生命政治”到伦理领域的“自我技术”，都在探究个人如何转变其自身主体性，并沿着主体性实践开展他的现代性研究。福柯并非完全正确，但他借伊朗革命所体现的政治精神性，为公共政治领域讨论提供了一种主体性实践视角的新立场。     

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对“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传统的解读

通过分析“哈布瓦赫-阿斯曼”研究路径中有关社会、文化等概念,可以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从而弥补当下记忆研究无范式的缺陷。这一范式尤其体现在与神圣记忆密切相关的“社会框架论”、社会品质,以及卡农、神话、节日等概念中。从社会学角度看,能够促发人们回忆的社会力来自涂尔干所谓的“神圣社会”。哈布瓦赫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和“社会品质”概念是涂尔干的“社会本体论”思想的核心表现,由此形成一种哈布瓦赫的“神圣记忆观”。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卡农”,也是一种神圣记忆。卡农等概念是扬·阿斯曼对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的继承和推进。上述要素构成记忆研究的“社会-文化”范式的基础。从“取向”讨论转向“范式”分析,有助于推进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生成和发展。     

经典之争:丧服制度与法律秩序——以汉唐之际的母杀父案为例

在发生母杀父的人伦惨剧时,子女应当如何作为是困扰中国传统法律的难题。中国传统士大夫就这一问题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对《丧服》等经典的诠释展开。在“继母杀父”的案件中,孔季彦由“绝生母”推导出“绝继母”,而汉武帝从“继母如母”的经义本身得出继母身份的存废依据,魏晋丧服学家则进一步提出继母可能因失去配父之义而丧失母名,然亲生母子关系却不会断绝的观点。在“亲母杀父”的立法之争中,窦瑗立足于父系伦理,强调“父尊母卑”,要求人子“为父绝母”,控告母亲;封君义则站在孝子的服制立场上,认为子女对于父母的情感是相同的,理应保持缄默。后一观点的阶段性胜利使中国传统法有关母子关系的规定在父系家族伦理秩序中呈现出别样的面貌。     

友谊的可能性——一种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机制

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的传统支持机制已经失去了固有魅力,其危机已然成为现代性境况下紧迫的本体性安全问题。对友谊的现象学构造和社会学结构进行探究可知：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友谊之“真正的”自爱基础、意义价值的自我生产与衡量体系、主体存在性地位的自我认识与确证的主体间性构造,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自我一致”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实在性条件;另一方面,友谊关系主体之间的共享恳谈、他我意向性态度、行动自律与道德自觉,则是社会行动者达至“与他者一致”从而实现“社会团结”的有效机制。然而,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化、资本逻辑的宰制以及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异化,使得人们对友谊的建构几乎完全沦落为私领域的个人事务。笔者认为,现代性的友谊要重新恢复其作为自我认同与社会团结之重要机制的角色,既有必要启动人类心灵解放的第二次远航;还有必要对促进友谊之社会性伦理品格的提升加大政治性的集体投入。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高校里的新传统主义——由“校长日”制度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为研究中国单位制度建立了新的范式,奠定了研究计划时期中国大陆工厂与政治的基础。高等院校作为转型期计划体制最后的阵地之一,还留存着不少计划时期的特征。本文试图借助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模式,以某高校“校长日”制度为切入点,考察学校与学生的关系,透视高校内部的社会结构,探究高校管理秩序建立的基础和校内各方行动逻辑,从而为研究高校等大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种微观的、经验性的视角。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     

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 “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

在路桥建设业，包工头在工程款不到位、无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工资发放遵循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包工头会先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远的边缘工人，再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近的核心工人。“逆差序格局”的产生是因为“关系”虽然有可能降低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但无法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关系”双方的利益时，“关系”中固有的紧张就会加剧，冲突性就会显现。包工头为了降低边缘工人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宁可选择核心工人可能流失的行为不确定性。不过，包工头的雇佣权力与人情法则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能约束核心工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关系霸权”。“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上的作用对于包工头和核心工人的效用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而核心工人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通过对鄂豫两省艾滋疫情高发区“艾滋村民”抗争的考察,笔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社会学逻辑：求助于外的“合法抗争”和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具有解释力、却又不同逻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本文考察了“以身抗争”模式的形成机理和运转规则,发现中国底层农民抗争的“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乃至革命性转化是不太可能的。     

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

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要接续潘光旦、费孝通等前辈的学术路径,回到传统社会分析的古典范畴。传统社会由殷周、秦汉之变,以及后续各代的发展变迁,均围绕着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辩证关系而展开。封建一方面以宗法、丧服、宗庙等礼制,以亲亲、尊尊的差等秩序为原则,确立了君统与宗统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则以天命的神圣观,确立了君民之间的自然天养的普遍法则,使民彝与民生成为了根本的治理基础。郡县则强调战国以来的历史势变,革除了封建制各私其土的乱政之源,反而开创了一个“公天下”的世界,确立了一种超国家形态的帝国政制体系。近世以来,王夫之、顾炎武等强调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旨在依据圣人对于三代之制的理解,打破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的集权制系统,重新理顺“公”“私”之辨。不过,对于经学意义上的封建的考察,仍是一件需要进一步推敲的工作。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

社会性别的后天建构性使其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该角度重新审视海南历史上的汉黎互动,发现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出现“女主外”的现象,但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使“女主外”行为与支持男性“向学”的目的挂靠,女性“主外”行为的社会价值被贬低。“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不但未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反而造成另一种性别压迫,最终成为海南独有的“男为尊”父权文化的表现方式。     

古典家庭的解构与婚姻的圣化:奥古斯丁对社会基本单元的新构建

家庭是古典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一个基于自然权力的支配架构。奥古斯丁把个体抽离出世俗共同体,还原为纯粹的精神实体,为基督教的社会模式奠定了基点。奥古斯丁否认世俗共同体具有任何终极和德性涵义,导致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共同体形式,以一种“去自然”的方式被解构。奥古斯丁进而在基督教的框架下把人类社会理解为一个基于“平等和友爱”原则的“团契”（societas）;在这个抽象的精神性社会里,具有神圣意味的婚约（圣化的婚姻）以相同的原则构建起来,是体现人类社会性的最基础的组织单位,奥古斯丁由此构建起以“婚约”为基本单元的全新社会模式。该模式在中世纪晚期趋于瓦解,但其构建原则却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基于夫妻制度的核心家庭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