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押、贷款合约与道德风险

由于事后不对称信息的存在,在信贷市场中道德风险问题经常发生,而使用抵押则普遍存在道德风险问题.通过将努力变量引入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信贷市场道德风险模型,分析不同借款人努力变量的成本收益特征,给出不同成本收益特征下借款人的最佳行动选择和银行相应的最优信贷合约,信贷合约中的抵押被用来激励借款人提高努力,讨论努力变量连续时借贷双方如何选择行动和贷款合约,指出借款人最优努力区间,在这个区间内信贷市场可能达到均衡.     

考虑道德风险与货损追溯的物流货损控制合约设计

考虑物流货损受包装合理化和运输合理化的双重影响,研究了货主企业面向运输企业的最优合约设计问题。在单边道德风险环境下,运输企业的运输合理化努力不可见;在双边道德风险环境下,运输企业的运输合理化努力和货主企业的包装合理化努力均不可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针对货主企业货损追溯能力是否可控分别设计了两种风险环境下的激励与惩罚合约。研究发现,要使物流货损率降到最低,在单边道德风险环境下,单一的激励合约或单一的惩罚合约都能够起作用,但是在双边道德风险环境下,激励合约和惩罚合约必须联合使用;双边道德风险环境下的最优合约也适用于单边道德风险环境;此外,货主企业的货损追溯能力越强,面向运输企业的惩罚力度应当越小;与货损追溯能力外生时相比,货损追溯能力为内生时的惩罚力度应当更小。     

中央企业经营者道德风险行为监管概念模型

目前,中央企业经营者中的一些道德风险违规行为时有发生,给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本文从行为动机、行为收益、行为能力3个方面分析了道德风险行为的成因,归纳与总结了5种典型性道德风险行为,构建了三维度的监管模型,提出了建立健全预防中央企业经营者道德风险行为监督管理的新思路。     

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享有剩余索取权的合理性

与传统企业相比,高新技术企业中人力资本具有高专用性、特异质性、强显示性等特征,而且高新技术企业表现为一种特别合约,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前者不再处于被雇佣的被动地位,因为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已成为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且,人力资本所有者日益成为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经营效果的主要决定者,因此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本享有剩余索取权就显得极为重要。     

效率参数不可观测下的SaaS云外包合约研究

客户企业在实施SaaS（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云外包时，面临因效率参数不可观测所引发的云服务提供商（Cloud Service Provider，CSP）道德风险问题。针对该问题，以激励机制设计方法为基础，以客户企业期望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服务产出为公共信息，而效率参数信息为CSP私人信息下研究如何通过外包合约的设计诱使CSP显示出真实的信息，并付出最优的努力水平。研究表明，最优努力水平、服务报酬支付是效率参数的减函数；客户企业向CSP提供的最优合约可以用线性合约表示；在由固定服务报酬及收益共享构成的线性合约中，效率参数与固定服务报酬支付正相关，与收益共享系数负相关。     

大学的本质及其合约安排:一个现代企业理论的范式

本文将市场条件下人类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归纳为自给自足、师生直接交易与大学教育3种,并且追问"师生直接交易就能够解决高等教育问题,为什么还需要大学",从而将现代企业理论引入到大学的本质、大学与学生、教师、校长和行政人员的合约安排及其在非营利体制下变化的分析,获得了如下认识:一是作为一个中心签约人,在纯粹的市场条件下大学本质上是能够节约交易成本的契约组织;二是大学与学生签订的是一种有关知识交易的不完全市场合约,合约的履行要求大学对学生拥有剩余控制权;三是大学与教师这种人力资本所有者签订的是要素市场合约,终身教职制度是教师间接分享大学剩余收益的制度安排,终身教职后评审制度是大学与教师在新形势下对合约条款的一种动态调整;四是大学通过要素市场合约将校长和行政人员内部化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内部的管理成本,由于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工作性质与教师存在差异,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克服在非营利条件下主要是通过非剩余激励的制度组合来实现;五是大学在节约交易成本的同时,其内部的管理成本也随之上升,当二者在边际上相等时,学校的规模既定,因此大学对师生直接交易的替代不是无限的,受知识特性、交易成本和规模约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他多种组织化教育形式可以与大学并存。本文的研究突破了以公共教育体制为先验基础、视大学为既定存在和天然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从大学外部来研究大学并且特别注重大学功能与理念的研究传统,深入到大学内部不同主体的行为互动去研究大学产生的经济缘由及其内部的多种合约安排,证明市场条件下"大学的本质问题"是理解其他体制下大学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所获得的认识对于澄清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些模糊认识,寻找我国大学体制改革应当尊重的行为逻辑,设计大学内部的具体合约安排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的研究同时也为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的跨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样本。     

剩余收益能够间接分享吗?——基于终身教职制度性质的系统解释

与企业剩余收益的直接分享不同,非营利性组织是通过剩余收益的间接分享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激励的。本文以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为例,运用人力资本理论和资产专有性理论对这一新的认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证明,得到的核心理解是与众不同的:终身教职制度本质上是教师在非营利性条件下间接分享大学剩余收益的一种制度安排,终身教职后评估制度的出现不过是合约双方关于合约内容的动态调整;终身教职制度不等于终身雇佣制度,也不同于律师行"锁定"员工的"合伙人"制度;终身教职制度对于非终身教职教师而言是一种期权,对终身教职教师而言则是期权的实现;终身教职制度同时也是一种鼓励教师开展长期研究的风险投资机制,这种风险投资的成本与收益的长期均衡,不仅决定了终身教职制度监督机制的完善时机,也决定了不同学校的终身教职起点的差异;如果教师行为的难以监督性、教师人力资本的专有性以及大学的非营利性质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终身教职制度就将一直存在下去。本文对上述认识的逻辑与实证检验表明,非营利性组织剩余收益间接分享观的认识是深刻的,它能够对有关终身教职制度的诸多问题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种"一致逻辑"或"逻辑一致"地内生出对我国大学制度设计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启发意义,同时也为寻找蕴涵于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制度差异背后的相似经济逻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代理成本与“信用价差之谜”

作为一个内生因素,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可能会恶化企业的信用风险.通过将代理人与股东之间的最优合约模型嵌入到Leland-Toft内生违约框架中,研究了道德风险这一具体的代理问题对信用风险及信用价差的影响机制.结论表明:企业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对企业信用风险产生明显影响,并且显著增加信用价差;对于描述道德风险的关键参数,论文建立的模型明确了它们在影响信用价差中起到的作用.由此,论文从代理问题的角度对“信用价差之谜”给出了合理解释.此外,文中也给出了债券价值、股权价值和内生违约边界的显性表达式.     

计算实验金融、技术规则与时间序列收益可预测性

从受到广泛关注的简单技术规则视角,运用新兴的计算实验金融方法研究股票市场收益的时间序列可预测性,证明投资者非理性心理和行为是造成时间序列收益可预测性的原因.基于Swarm仿真平台和Objective C语言构建仿真模型TA-ASM,并进行多组不同参数下的计算实验,通过对模拟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简单技术规则能获得超额收益,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时间序列收益可预测,该结果意味着收益时间序列存在可被简单技术规则侦测的部分.为确定潜在的影响因素的作用,研究进一步定性定量地对可能的各个内外生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投资者的非理性心理和行为作为一种系统风险被市场收益吸收从而导致时间序列收益可预测性的结论,该结论支持了行为金融理论关于个体的非理性存在于市场收益过程的假说.     

企业集团代理人风险态度、道德风险与信用风险传递

由于企业集团的关联企业众多,股权结构复杂,导致银企信息更加不对称,银行对企业集团贷款资金的监管更加困难,企业集团也更有机会产生不按照贷款合约使用贷款资金的道德风险,从而增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针对此问题,首先分析了企业集团代理人转移银行贷款资金的动机,以及企业集团子公司之间信用风险的传递过程;其次,基于代理人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委托代理合约、代理人风险态度,以及代理人转移贷款资金的道德风险对企业集团子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最后,建立了度量企业集团子公司信用风险的违约概率模型.研究表明,代理人的风险态度、委托代理合约的状态都会影响企业集团子公司的违约概率.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1989~2015年共计10轮CHNS数据,本文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秩关联系数双重测度指标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在1991~2004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2004年以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基于收入分组视角的研究发现,各收入组2004年以后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程度均有所降低,但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固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各组,中等收入群体是目前我国保持较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主要动力来源。从城乡差异视角看,受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影响,2000年后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性显著提升,且持续高于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性。进一步,基于人力资本分析框架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了探究,发现父亲的非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起到主导作用。受整体社会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的积极影响,2004年以后非教育传递机制不断减弱,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起到较大助推作用;而受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影响,教育因素在2004年左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与职工收入分配——光正公司和创大公司的案例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对中国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机制和格局变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宏观或结构的层次上 ,很少涉及到微观层面。本文利用山东省的两个企业的职工样本数据 ,对企业股份制改造前后企业内部的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特点及其变化进行了经验分析 ,对收入差距的变化进行了测量 ,从而发现企业改制后职工的工资和收入的分配差距有非常明显的扩大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分红收入对收入差距所产生的扩大效应。另一个经验发现是改制后的企业更加强调职务变量对工资和收入的决定作用 ,这既表现在经营者从持大股中获取高额的分红收入 ,也表现在他们较高的职务工资和补贴上。我们还发现 ,两个企业的分配机制有所不同 ,一个企业更加注重人力资本中教育水平的作用 ,一个企业更加注重人力资本中工作经验的作用。这样一种分配机制的差异究竟会对企业效率和职工收入增长产生何种效应 ,仅仅根据两个企业案例的研究是无法做出检验的 ,因而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Promotion,Turnover, and Compensation in the Executive Labor Market

This paper develops a generalized Roy model with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moral hazard, and career concerns. We identify and estimate the model with a large panel that matches data on publicly listed firms to information on their executives. The structural estimates obtained are used to decompose the firm‐size pay gap. We find that although total compensation and incentive pay increase with firm size, certainty‐equivalent pay decreases with firm size. In larger firms, and for more highly ranked executives, weaker signal quality about effort results in higher risk premiums. This risk premium accounts for roughly 80 percent of the firm‐size gap in total compensation. Larger firms are also willing to pay more than smaller ones to attract executives. Finally,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from formal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gained from different firms are individually significant, but their collective effect on firm‐size pay differentials nets out.     

Economics of Education and Work Incentives

An argument connecting human capital theory with the ‘weak version’ of the signaling hypothesis, is advanced initially. It is an argument that helps methodologically the derivation of a work-incentives view of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the strong version of the signaling theory. This view implies in turn that work incentives have only an income effect, which emerges as the solution to a moral hazard problem concerning the disclosure of productivity-augmenting capabilities to the employer. Thus, it is concluded that policy-induced disincentives, working against this effect and involving perhaps a substitution effect, too, would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unless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take measures to counteract the disincentives.     

软件产业虚拟集群企业间信任进化博弈研究

针对软件产业虚拟集群内软件企业合作过程中存在的合作态度不积极、机会主义行为严重、资源共享程度低等不信任问题,从软件企业的有限理性出发,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引入合作收益、收益分配系数、风险成本以及背信成本等影响因素,构建软件产业虚拟集群企业间信任进化博弈模型,对进化路径及结果进行分析,运用Matlab进行数值模拟。研究表明,通过提高软件企业间合作收益,确定最优的收益分配系数及合理的背信成本,降低风险成本,能够提升软件产业虚拟集群企业间信任。     

企业人力资本管理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间的竞争。那么,企业怎样才能有效地管理好内部的人力资本呢?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工具,首先从人力资本专用程度、人力资本信息分布状况和人力资本管理的成本与收益三个方面提出了分析框架。然后,按转移成本和对企业依赖程度的不同,把人力资本分为通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人力资本和准专用性人力资本三类,并对每一类人力资本的管理进行了研究。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Fiscal Policy in Economies With Finitely Lived Agents

We study the dynam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 economy with finitely lived agents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wealth. Financial markets are incomplete, exposing agents to both labor and capital income risk. We show that the stationary wealth distribution is a Pareto distribution in the right tail and that it is capital income risk, rather than labor income, that drives the properties of the right tail of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We also study analytically the depende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of wealth inequality in particular—on various fiscal policy instruments like capital income taxes and estate taxes, and on different degrees of social mobility. We show that capital income and estate taxe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wealth inequality, as do institutions favoring social mobility. Finally, we calibrate the economy to match the Lorenz curve of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of the U.S. economy.     

投资者的博彩行为研究——基于盈亏状态和投资者情绪的视角

本文以中国股市2000年1月至2017年9月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盈亏状态和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博彩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构造股票博彩指数和资本利得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然后使用Fama-MacBeth回归并分析该交互项系数估计量的统计显著性和经济显著性，结果发现，尽管我国股市投资者总体上表现出博彩偏好，但当投资者处于盈利状态时，投资者会厌恶风险，不愿意冒险买入或继续持有"博彩型"股。本文还构造了投资者情绪指数，并以中位数为界将全样本分为投资者情绪高涨期和低落期，然后通过分组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对博彩行为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较之于情绪低落期，投资者在情绪高涨期会更加偏好投资"博彩型"股票；此外，情绪还会通过影响投资者的风险态度进而间接影响投资者对"博彩型"股票的投资决策。     

基于实物期权的基础设施投资担保负担测度及其风险管理研究

从项目筹资模式、基础设施投资担保现状及其运营模式视角出发,研究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担保负担测度及其风险管理的问题。利用或有负债思想,分析了下限式担保、上下限式担保、比例上下限式担保三类担保的期权特性及其影响因素;运用实物期权方法,在不同担保方式下构建了担保负担评估模型,并对相应的项目投资担保负担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投资收益担保是担保负担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也是政府方的或有负债,基于此,在融资谈判中,政府方可以通过调整项目投资担保水平和项目投资担保方式来控制担保负担和锁定担保风险。     

组织学习中群体间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组织学习中群体间知识共享行为为研究对象,应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群体间知识共享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群体间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出了群体知识水平、吸收转化能力以及知识共享风险与群体间知识共享行为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