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市:1950年代晋绥南下干部对成都的接管与改造

城市接管是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顺利接管城市,中共中央在北方老区抽调了大量干部南下主导接管与建政。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系统培训,这些干部总体文化程度较低且城市工作经验不足。在进入城市接管后,他们往往沿袭北方农村工作经验。以成都接管为例,晋绥南下干部尽管顺利实现了“接收”的目标,但在后续“管理”阶段,他们简单从农村工作经验和阶级路线出发,例如禁止黄包车运营、排斥旧职员以及质疑耗资较大的下水道工程等,无不体现了中共干部从农村进入城市后所面临的困境。但自192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灵活变通、不墨守成规的总体工作思维,最终使他们实现了这一转换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城市的接管与政权重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新疆并对新疆的城市予以和平接管。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加强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底,中国共产党采取民族平等、和平接管改造、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以获得各民族的支持与认同。此后,通过设立党委、重建政权、制定治理方略、改造旧官员、选拔新干部、完善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分步骤、分阶段对新疆省级政权、省会迪化与各级城市政权进行了和平改造和重构,组建了全新的人民政权,将长期"孤悬塞外"之地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统辖与管理之下,为新疆区域社会与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广州与中共统战政策的形成——从马林两次广州之行浅析

马林先后两次到广州:第一次广州之行,产生国共两党合作的统战思想战略和将中共中央局移驻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的设想;第二次广州之行,全盘操作并实现了中共中央局迁移广州,指导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可见,广州既是马林孕育形成国共合作思想战略的发源地,也是中共制定统战方针政策的发轫城市,对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都市现代性视阈下的革命主体及其危机 ——以左翼文学的工人叙事为中心

[提要]左翼文学的工运叙事中，非技术性工人多以城市革命主体的正面形象出现，技术性工人形象多被赋以消极落后的表征，文学想象与历史叙说之间的悖反张力，指向纠缠在普罗列塔利亚、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多重身份认同之中的技术性工人，在左翼视野中他们更易为都市现代性“腐蚀”。但鲁迅的《阿金》披露了异托邦之中潜在的革命主体皆可能遭遇异化的严峻现实。左翼工人形象“症候”实际成为一种镜像，照见了同在城市革命队伍序列之中知识分子的内在焦虑。30年代初，丁玲、蒋光慈等作家的一系列创作实践，试图通过工人叙事重新探讨突围都市革命困境的有效路径，即工人离开城市、发动农村革命。这一叙事与同时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在“反围剿”军事行动中探索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决策形成共时性的互动。     

试论南方局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功绩

中共中央南方局 ,其前身是中共中央长江局 ,抗战胜利后迁至南京 ,称南京局 ,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中央设在国民党中央政权所在地的代表机构 ,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前哨阵地和领导国统区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指挥部。南方局在国统区历经十余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 ,团结了各阶层人民 ,有力地配合革命的武装斗争 ,为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绩 ,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红色历史

汕尾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的故乡,海陆丰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定的全国13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中共领导下第一个农民武装诞生于此;中共领导下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确立于此;中共领导下第一次农村土地革命爆发于此;中共领导下第一次县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于此;     

红色历史

汕尾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的故乡,海陆丰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定的全国13个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中共领导下第一个农民武装诞生于此;中共领导下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确立于此;中共领导下第一次农村土地革命爆发于此;中共领导下第一次县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于此;     

1949年司徒雷登谋求美中和解问题浅析

1949年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一方面,经过三大战役,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美国一贯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受到严重挫折,被迫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另一方面,中共因胜利在望,经济建设和国内政权的巩固已提上日程,为尽可能争取外援,对美国采取了更为灵活的外交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上海接管的历史经验

中共上海地下党在接管上海的过程中,在借鉴其他城市接管经验的基础上,又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如贯彻党中央城市政策,严格执行入城纪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实行军事管理制度,肃清残余反动势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等。     

新中国初期成都区一级行政体制形成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初期,各城市在经历短暂军事管制后开始了基层政权的重建.其中,区级政权在整个城市政权体系中的定位不断地发生变化,其组织机构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成都与新中国初期其他各城市相似,其区级政权的重建,经历了接管区公所,创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区人民政府的探索过程,最终区人民政府成为城市最基层的一级政权组织.区一级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为新中国初期城市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革命实现途径的探索——以安源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安源工人运动是20世纪20年代,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发动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工人革命。与同时期其他地方的中共革命实践不同,它持续的时间长、斗争的阶段性特征明显,它完整地见证了中共早期革命从以工人运动为中心到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中心的革命范式的转移,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宝贵的＂活化石＂。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重要,它的历史证明了中共早期对革命实现方式的探索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逐渐结合,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     

东北局对党的接收城市工作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战略进攻以后,我军收复了大批城市,如何去接收这些城市,保护现有的生产力免遭破坏,迅速恢复城市秩序,这是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以农村工作为重心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新问题。东北地区对全国来讲是解放比较早的地区,当时东北局在接管城市的工作中所创造的丰富经验,对其他战略区我军接收城市工作起了重要的借鉴作用。1948年6月10日,鉴于辽沈战役即将开始,东北所有城市将被我军收复,为了保证接收城市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东北中央局颁布了《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东北局在该指示中总结了东北野战军接收…     

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与杨福新同志商榷

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本来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无需再争论的了。但是,杨福新同志撰文质疑:“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吗?”他并没有论述这条道路同世界革命的关系,显然是指中国革命问题而言的,即: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以为他的观点是值得商椎的。作者说:“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走了不同的革命道路。”他把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式、道路划分为1927年前和1927年后两个阶段。他认为1927年前的“北伐战争就是以城市为中心,采取‘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的斗争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种斗争形式是可行的。”作者引用了毛泽     

论赤卫队的创立及其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十月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城市起义。首先由彼得格勒(今列宁格勒)开始发动,并取得胜利,然后扩展到莫斯科和其他大中城市,进而夺取全国政权。革命从城市发展到乡村,形成了一曲暴力革命的光辉凯歌。但是,由于过去俄国无产阶级长期受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严酷统治,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处于地下状态,没有一支公开的武装力量。所以在十月革命中只能靠武装人民,特别是武装工人,并在     

德占时期青岛的崛起与山东近代城市体系的形成

本文分析了青岛崛起对山东城市体系的影响:青岛形成新的经济中心,传统政治中心济南的城市转型,运河沿岸城市的普遍衰落,山东重要城市分布由南北向变为东西向.最后初步探讨了其中原因.     

中共乡村苏维埃政权建设探微

苏维埃政权具有鲜明的乡村政权特征，是中共以土地革命为中心，颠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推进乡村革命的初步尝试。苏维埃模式是土地革命开始以后，共产国际植入中国社会的结果，也是当时中共的唯一选择。这一模式在与乡村社会的结合中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之境况。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苏维埃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贪污腐败等问题并未彻底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共乡村政权建设的实践已初步显示出苏维埃模式的可行性和适应性，为中共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李大钊“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李大钊是中共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主张“灵肉一致冶和“物心两面冶的社会改造观。 早期他受托尔斯泰人道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影响,主张道德革命和精神改造,号召青年发扬劳动主义,到民间去与农民为伍。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也主张物质改造运动,但他认为物质改造和阶级斗争仅是手段,最终还是要达到互助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目标。 李大钊后来虽也提出“工人政治冶的表述,也领导了中共的工人运动,但随着都市工人运动的失败,他较早提出中国革命应依靠农民、应到农村开展农村革命。 深入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对我们理解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中共,从城市革命转向农村革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论中共创建时期株洲地区党员人数最多之成因

中共创建时期,由于株洲地区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历史悠久的文化渊源的影响,进步青年外出求学、勤工俭学,探求革命真理,积极投身并历经五四运动锻炼;毛泽东、李大钊等革命导师的指导和中共湖南支部的高度重视等因素,促成了株洲地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代表逐步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从而使株洲成为中共创建时期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革命实践新探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块奠基石"。毛泽东在领导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高瞻远瞩地解决了当时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诸如,首先实现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独创性地开辟了中国式民主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为党建立了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等。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浅析国民党改组后的阶级构成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实行改组成为革命的联盟。关于国民党改组后的阶级构成,目前在党史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另一种认为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两种看法都是讲“四个阶级”的联盟。对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认识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