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的人性理论

颜元(公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号习斋。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唯物论者和杰出的反理学思想家。颜元的人性理论是其反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程朱理学把人性分作“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天理”在人的体现,其大者为仁、义、礼、智,是先天存在的;“气质之性”指人所禀赋的天气地质(注),它与人的物欲有关。“天地之性”纯粹至善,“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圣人和凡人之所以不同,在于气禀的殊异。圣人禀气清正,能反躬“天理”不失其善性,凡人禀气浊偏,易为物欲昏蔽而失其善性。因此必须致力修养,“变化气质”,而修养之道则在于通过“习静”(或“主敬”)“去人欲,存天理。”颜元否认人性源于“天理”,否认“气质     

明中期后反对宋儒人性和理欲论思潮的发展

天理人欲不相容的观点,我国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它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宋代程朱派理学家把天理人欲与伦理联系起来,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学说。 朱熹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出发谈到人性时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相感,凝结生聚,然后有所附着。”(《朱于语类》卷四)所谓“理”(“天理”)即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气”有“清”、“浊”,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冷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所谓明明德者,是就浊水中揩拭此珠也。(同上)“宝珠”、“明德”即“天理”,“清冷水”即“气之清”者,“浊水”即“气之浊”者。“揩拭此珠”即使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的“天理”复其本体之明,这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朱熹进而论断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     

戴震“自生”理念及其意蕴

戴震通过“气化论”的论述,证成并显豁了儒家的“自生”理念。戴震基于对《周易》相关义理的解释发挥,系统、深入地阐述了万物及其多样性生于气化的思想。其所谓“气化”,即阴阳五行化生,而阴阳五行即“气”,“气”是生命之形,亦即生命自己,故所谓阴阳生物,所表达的当然是“生生者自生”理念;其所谓万物皆因分得阴阳五行而成为各具其性的自己,即谓万物皆有其“性”,既然万物成为自己是因为各具其“性”,这就意味着万物所以生必有其本体之性,此本体之性即是万物成为自己的“所以然之性”,此“所以然之性”是决定万物或生命成为自己的最终根据,因而所澄明的也是“生生者自生”理念。既然“自生”理念核心内容是“生命所以生根源于‘所以然之性’”,那么可以合理地推出：第一,任何生命体吸收外来能量必须以本体之性为根据;第二,任何生命体无不具有责任意识;第三,任何生命体必然蕴含着自我革新的动力;第四,任何生命体无时不在完善自我从而内具道德自觉;此即戴震“自生”理念的深刻意蕴。     

张载“气以载性”思想探析

张载苦心探析在气化流行过程中的"太虚"、"性"与"气"的关系,提出了"气以载性"、"气质之性"等理学命题,建构了以"性"为本、"气"为载体、"性"气"互为表里共同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思想,为后来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理气双重的审视维度和价值旨趣——朱熹性命之学研究

基于理气合而生物却理本气末的本体构架和审视维度,朱熹认为,命有两种——一为理命,一为气命;性分双重——一是体现理的天命之性,一是体现气的气质之性。在此基础上,基于天理至善、气质有恶的价值旨趣,朱熹要求人在处理两种不同的命和性时张扬天理之善、去除气质之恶,致使“去人欲,存天理”成为其人命论和人性论的共同归宿。其实,朱熹的安身立命之方和“去人欲,存天理”的宗旨落到实处都是尽心、格物和致知。     

天理·仁性与程颢的修身之道*

“天理”是二程思想中的最高范畴,与程颐不同,程颢之“天理”则是与个人的生命感悟密切相关,由自然之道见当然之理。程颢继承《周易》“生生之化”的思想,紧扣生命之“生”来看天理与仁性,强调天人一体,在天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人之本性---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识仁定性、持敬涵养、由理善而证性善、由性善而达理善的修身之道,从而在形而上之天理与形而下之个人之间的贯通方面构建了一座动态的桥梁,并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外儒雅而内奇崛:理学家之人格追求与元人之文风追求

在元代,理学全面影响诗文,形成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一代文风,这也是元代有别于其他时代的文风。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文风,都应该首先认识它。元代这种代表性的文风,与理学精神的内部关联在于:诗文之“平易正大”,是理学家追求的“圣贤气象”人格精神的体现;诗文之“自得之趣”,是理学家学问与道德修养中追求“深造自得”的表现;诗文之“气和声和”,是理学家要求“志以御气”的结果。总之,元代诗文追求的雍容平易、萧散高致、淡雅光洁,是理学家外圆内方人格追求的体现:在儒雅闲静的背后,深藏着孤介不倚、凛然难犯的君子之性。黄溍比之为:“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我们概括为外儒雅而内奇崛。     

朱子义命观: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孔孟以“义命分立”开创性命道德之学,为儒者确立安身立命之道.朱子遥承孔孟,近述程颐,使“义命观”在理学视域下发生实质性的转向:一是把“义”的评价标准提升至本体意义上的天理,使人们行“义”更具神圣性和不可推卸性;二是创造性地以理气二元对立一元为主模式释“命”,三是在程颐的基础上,以“义”去消解“命”,只问“义”而及“命”.朱子以德待命的义命观为当下经常处在“义”与“命”的冲突与纠结当中,以及沉思在德福如何一致的人们给予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即是道德生活.     

程颐天理史观辨析

程颐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理本论,运用在观察和处理社会历史方面的问题,则为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理论依据是天理论,故亦称天理史观。对程颐的唯心主义天理史观,以往论著贬斥者多,论及合理因素者少,此似失之偏颇。平实而论,程颐论史亦有诸多妙处,故有辨析之文。 一 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是古代哲学家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宋代理学的奠基者程颢,程颂就认为“天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二程说:“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世界万事万物的最高精神存在,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天地万物由此而生,由此而灭。程颐说:“天下之理一也,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     

艮斋田愚理气论、心性论及其在朝鲜理学史的地位

在日本侵略朝鲜朝,朝鲜民族危亡、国家遭辱、人民悲愤之时,艮斋田愚高扬春秋大义,赓续民族文化,他以朱子学、栗谷学为准的,审视诸家,借鉴前说,对儒学性理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作出别开生面的创新诠释。理是度越的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是宇宙本体、本根,气是其体现的事物现象。理为生物之本,气为造化的枢纽。艮斋以阴阳五行多元、多样的东西融突和合化生万物,而不是一元的上帝创世纪。理与气不离不杂,合理气,理气不离,理自理,气自气,各有各的内涵和特性,理气不杂,构成理气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并推致心性不离不杂。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批评陆九洲、王守仁的“心即理”说,两创造性提出“性尊心卑”“性师心弟”“心本性”说。艮斋田愚的精神世界,基于他对朝鲜朝所面临的内外冲突和危机,反抗日本的侵略,继承道统,成为20世纪儒家理学史上杰出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的特色彰显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绍承道脉的坚毅精神,创造性转化的理气精神,创新性发展的心性精神。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天理的脱序——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朝中后期哲学史变革

本文从讨论朱子与阳明之异开始，论证阳明理论体系中，没有包含朱子体系中最重要的“天理”，提出“天理的脱序’’是阳明学不同于朱子学的关键所在，也是后学反对阳明学提倡“实学”的理论出发点。本文的结尾讨论了“理学”可能的发展之路，探求继承“理学”思想的方式。     

人极之“孤”立:宋明人文精神之强化与异化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发展到宋明时期,理学家在“性与天道”的理学主题以及“天理人欲之辨”的探讨中,通过自觉而系统的道德本体论的建构与对“立人极”的不遗余力的强调,把中国文化中的人文因素与反人文因素的矛盾推向极端,人文精神在一种超乎寻常的强化中日益走向异化。     

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续完)

四、高拱对程未“理先气后”说及“性即理”说的批判 高拱在认识论上,既然肯定了感觉或经验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必然要批判程朱的“理先气后”说。 宋明理学家所谓“理气”或“道器”关系问题,就是近代哲学上所谓“思维与存在”或“规律与事物”的关系问题。程朱所谓“理先气后”,就是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或规律在事物之先、之外、之上的意思;而这样解答哲学根本问题,正是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帜,也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与之论争最激烈的问题。例如:朱熹在《语类》卷一和弟子答问中有云:     

“醇儒”人格的反思与批判——唐僧新论

一自北宋以后，随着封建汉唐盛世的不再，封建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然要求弱化民族个性。与之相适应，便是程朱理学的兴起。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其最高目标，提倡“醇儒”式的理想人格，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西游记》中的唐僧，就是在这种思想氛...     

略论泰州学派对王学的改造与背离

中国传统学说经两宋学者以“天理”进行论证,加深了理论的逻辑严密性。然而,它过于追求思辨的形式,并把自己认作最后的真理,故到了明季中叶,其僵化、空疏便日趋严重。天理作为道德原则离生活越来越远,“存天理灭人欲”也成为虚伪的道德教条。王守仁为了挽救理学的危机,倡一代之风气。     

命、性、才--戴震关于人性的命题及其局限

戴震论性、论才、论命，都是针对人性的不同侧面来说的，实质都是来源于他得“气化”思想。气化生人生物，据其“限于所分而言”谓之命；据其“为人物之本始”而言谓之性；据其“体质”而言谓之才。命、性、才三者本为“一事三说”：命说的是人的自然规定和限制；性说的是人的本性、本质；才说的是表现出来的形体气质。他们分而言之为性，为才，为命，合而言之就是性，戴震以此建构出他的人性学说。     

论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的演化

宋代理学二重人性论学说,发端于张载。他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念,但没有为儒家伦理找到本体论依据。二程兄弟以天理为价值本体,对儒家伦理做出本体论证明,但没有找到"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之间的中介。朱熹把张载和二程的观点综合起来,使二重人性论的理论形态臻于完备。     

再论“天理”“人欲”

再论“天理”“人欲”□杨达荣“存天理，灭人欲”是程朱理学的重要命题和归宿。笔者去年写过《朱熹的天理人欲辨析》一文①，主要从历史背景分析理欲之辨的伦理意义。本文打算从更深层次和更广泛意义上，讨论天理人欲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一、“天理”“人...     

湖湘学的哲学基础

宋明理学在北宋初创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太极说”奠定了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后经程颐、程颢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发扬,方开始兴盛。理学再传入湖南则是二程的高足弟子,诸如胡安国、胡宏、张等完成的。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称这一地域性理学派系为“湖湘学派”,王运则干脆称为“潭学”,即湘潭学派。胡安国、胡宏的理学思想是建立在“性本体论”的基础上的,“性本体论”建构了湖湘学整个理论思想体系。诸如性的善与恶,天理与人欲,道与物的关系等问题,就是建构在“性本体论”基础之上。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是宇宙观问题。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