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法理论视域下对“网课爆破”的思考与治理

以守法理论为视角，分析网课爆破的法律特征及成因，并探究应用该理论逻辑治理“网课爆破”的有效路径。“网课爆破”呈现的法律特征为：行为对象为教师与学生；行为客体为教育权、受教育权、人身和财产权，以及公共秩序；行为表现为公然攻击上课的师生或破坏网课秩序；行为主体主要是中小学生或黑灰产业人员。“威慑、违法机会、认受性、同伴压力”是影响人们守法行为的主要因素，但其效能在网络空间被削弱，因而“网课爆破”肆虐。应以强化守法理论影响效能为逻辑，构建有效的治理体系：建立前端防控，精准防治，降低违法机会；压实主体责任，加大打击和惩罚力度，强化威慑治理；完善法制，明确“网课爆破”法定含义，强化法律表达和认受性；重视全社会联动，强化同伴压力治理。     

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理路

食品安全是民生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当前，受违法成本低廉、部门监管联动不足等因素影响，食品安全治理中存在着日益增长的食品质量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直接影响到人民生活健康。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亟需引起高度重视。从食品安全法规的强治、道德规约的善治、城乡基层自治“三治”入手，融“三治”为根本，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减少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是新时代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根本之策。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数据安全立法探讨

随着数据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资产和战略资源。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息息相关。完善数据安全立法已经迫在眉睫。但是，检视我国现有数据安全相关法律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数据安全立法进程、立法渊源、立法理念、立法效果都与维护我国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存在明显的差距。为更好地发挥数据安全法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积极作用，应当在我国的数据安全立法中，进一步突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法指导思想地位，确立数据主权不可侵犯原则，认清数据应用发展与国家安全的辩证关系，构建科学完整的数据安全法治体系，助推我国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工智能背景下政府数据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政府数据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运用人工智能加强政府数据安全治理是当前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有利于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保障政府数据安全、推动政府治理创新以及促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引领未来的战略技术,在给政府数据安全治理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政府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安全风险防范、个人隐私数据防护等方面提出新挑战。现阶段,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权责关系不明、标准规范缺位、安全审查不当、智能监控不足、技术应用不力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境,须重点从深化数据安全顶层设计、共筑数据安全标准规范、完善数据管理保障机制、搭建数据综合治理平台、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等方面进行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秩序—绩效”的矛盾运动与调节

在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层是各行各业正式组织的共有特征,是各行各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最大公约数”。由于科层组织中存在着权力—目标、秩序—绩效、秩序—绩效数据相互交易的矛盾运动规律,故而其内生性地存在着“组织失败”“组织变色”“组织蜕变”“社会危机”等风险,稍有不慎这些风险与危机就会使得组织崩溃。要预防这些风险,就需要从战略上明确科层存在的第一要义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使用权力的前提与目的都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这是组织的“初心”所在。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科层的客观运行规律,在保证“初心”实现的前提下,允许各层级组织享有使用自身权力的自由,享有合理的“秩序失序”权利;在日常管理活动中,要开发组织稳定指数、组织变色风险指数、组织秩序—绩效协同发展指数,用以诊测科层组织日常性与系统性风险与危机,并针对性地进行风险与危机防控。     

新时代城市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建设:风险研判与治理转型

推动城市高水平安全建设，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当前城市面临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居住安全、能源安全、金融经济及网络安全等八类风险，受到来自生态、空间、社会、技术、全球化、治理等六个方面脆弱性因素的复合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城市安全治理方面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以完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为目标，建构了“党委主责、多元协同”的治理机制，并且开展了“韧性治理”“数字治理”等治理实践。面对城市的多元化风险和治理问题，还须着重处理好风险分类处置、责任共担、治理多主体联动三个关键问题，区分“可应对的风险”和“要面对的风险”,明确治理主体的风险责任归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风险治理，建构因类施策、分级管理、政商社一体的城市安全治理体系。     

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何以可能——适应性循环模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城市在全面进步的同时,也已步入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城市公共安全的韧性治理转向是跳出“与风险抗争”的泥淖,适应“与风险共存”现实的有效选择。从韧性概念的来源——适应性循环模型的视角来看,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的可能路径包括“过程—能力—目标”三个面向,需要在城市公共安全治理防/减—准备—响应—恢复的循环过程中分别采取防御抵抗—吸收存续—适应调整—学习变革的韧性策略,以形塑“抵抗—存续—调适—学习”的韧性能力,进而合力指向渐进式可持续发展的韧性治理。对此研究的意义在于,为理解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提供了关于韧性治理本质的更为综合的见解,为提升城市公共安全韧性治理提供路径图式。     

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

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这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来的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而“全球治理”由于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和治理范围的广泛性,为人们提供了一条管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的有效路径。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制度韧性：不确定性风险下市域环境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H市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事件”分析

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创设新的民主模式：社会风险治理的政治选择

在政治化的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治理离不开政治决策。传统的科层制政治结构将公众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过度依赖专家政治,使风险决策失去了民主程序的监督,极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发展参与性协商民主,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公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必须发展全球民主,构建全球风险治理体系,通过全球合作来解决全球风险问题。     

中国非常态制度的形成与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的圭臬。在这一背景下的中国非常态制度形成和发展,亦成为中国防范和应对重大风险的重要制度创新。“平战结合”“专常兼备”等均被视为国家进行非常态治理的宝贵制度资源,但少有研究解释这些制度的形成、转换以及背后的功能机制。基于应急管理、突发公共卫生管理的案例发现,中国针对重大风险的制度实践多起源于临时性的事项应对,并遵循了事件应急、组织嵌套再到制度嵌入的变革脉络。这一过程包含三种稳定而重复的功能机制：首先是灵活衔接机制,国家将与新风险相关的含糊不清,以及为控制风险而采取的措施转化为运营和战略;其次是风险转译机制,即将各类风险组织化来重新分配责任;最后为制度嵌入机制,将风险相关主体和资源常态化的分配职责,嵌入在常规的组织运行体系中。以上述机制为核心的非常态制度蕴含着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路径,超越了西方“风险事件回应—行政体系应对—个人风险转化”的传统范式。     

权力依赖型企业生存模式与腐败犯罪治理——以民营企业行贿犯罪为中心

统计表明,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数额大、持续性强、频度高、危害大,是腐败犯罪治理的重点,对国家反腐败斗争全局意义重大。仅靠加大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刑事规制力度,难以达到遏制腐败犯罪的社会效果,相关治理必须着眼于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促成机制展开。民营企业家向谁行贿、行贿多少,取决于行贿对象手中权力的性质及大小,权力依赖型的企业生存模式是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内在动因。与腐败权力的深度绑定能为此类企业带来资源和商机,但也成为这类企业最大的刑事风险。向以合规为保障、以创新为驱动的市场导向型企业转型,是消弭权力依赖型民营企业家刑事风险的关键。不过,这一转变还有赖于政府简政放权、规范权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新兴风险治理体系:框架构建与路径选择

无论是科学技术层面还是经济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重大变革均可能引发新兴风险,其特点主要表现为非预期性、系统性、输入性和动态性。具有上述特性的新兴风险对主流风险治理理论的学科基础和框架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政府、社会以及普通大众的风险认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对相关部门的风险管控手段、治理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更新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因此,应加快构建新兴风险治理体系,高度重视理论研究,筹建新兴风险治理的理论框架体系,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学者引领、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治理新格局,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形成新兴风险跨界治理模式。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战略应对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始终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这一目标在充满不可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新形势下更为紧迫。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在战略目标上体现为数量可得、质量可靠、品种多样和底线保障四个方面。同时,新形势下确保粮食安全既面临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传统风险,又面临农业技术应用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等新型风险,而且风险叠加易形成系统风险。为此,亟待构建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国际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保障我国长久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需要通过提升粮食竞争力、深入实施“两藏”战略、优化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构建“节粮减损”机制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治理能力;通过完善仓储、物流和应急等设施以及划分突发事件等级并制定预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的“软法”治理及清单模式

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参与数据交易活动的企业内外部各方主体进行的维护数据安全合规的治理活动。刑事治理是由各方主体参与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过程,具有过程性。数据交易安全刑事合规是刑事治理的重要方面,可分为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两个阶段。《信息安全技术数据交易服务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和《上海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指引》及配套清单采取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列举了数据交易主体、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数据来源、数据产品可交易性等方面的合规要求。数据交易安全合规清单具有“软法”性质,“软法”与“硬法”相结合,形成企业刑事合规的规范体系。刑法根据数据交易主体及行为场景的差异,以不同的罪刑规范保护数据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多元法益。数据犯罪的空白罪状具有定罪指引作用,也为企业合规的开展留下了空间。在实践中应注重数据安全关联罪名适用与刑行衔接,将企业刑事合规融入刑事司法过程并与行政监管相协调。同时,积极发挥企业合规清单的刑事治理机能,构建和完善激励机制、滤罪机制、评估机制,实现合规清单治理的出罪机能与治本效果。     

预防性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展开——基于典型预防性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分析

出于全面保障公共利益的需要,公益诉讼的功能不应止步于救济已经产生的损害,而应当演进为预防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几起典型案例揭示了预防性公益诉讼面临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以及制度化需求。预防性公益诉讼的制度化应关注“重大风险”认定、预防主体和预防目标三个核心问题,并且在界定和识别“重大风险”的基础上构建“重大风险”的证明责任规则;在明晰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人民检察院监督职能和行政机关监管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预防性公益诉讼中的预防功能、诉讼程序优化;明确预防性民事公益诉讼和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目标。把握住三个核心问题的关键,也即“预防什么？谁来预防？预防至何种目标？”才足以充分发挥预防性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全方位构建预防性公益诉讼制度。     

迈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的变革路径——环境治理多元规范体系的法治重构

我国当下的环境风险规制模式主要是沿用传统的威权管制型模式和“命令—控制”式运作方式，通过对环境行为的管控和市场机制的调整在常规层面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但环境风险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环境风险规制只能是“决策于未知之中”，而传统法律通过明确权利及义务为基础来规范环境行为的消极危险应对模式显然不能有效回应增长的环境风险，迫切需要构筑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模式。回应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更易于回应社会需求确立可接受性的、符合合理性限度的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体系，通过协商式环境民主规范体系、程序主义运作规范体系以及舆论话语媒介规范体系减少政府行政规制中的危险，摆脱环境风险规制的预判困境和权力滥用危机，更好地解决日渐复杂的环境风险。     

境外投资战乱风险法律控制初探

如何控制境外投资所面对的战乱风险,是投资者和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法律手段是控制境外投资战乱风险的重要方式,境外投资战乱风险的法律控制主要包括战乱风险保证与战乱风险保险两种途径。战乱风险保证包括资本输入国内法保证、国家契约保证和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保证。战乱风险保险制度则包括境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保险制度。这些方式的有效运用,需要企业和政府协同打出组合拳。     

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

在乡土社会中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正式法律诉讼之间会产生新的冲突 ,这种冲突构成了乡土社会法律生活的主题 ,并使诉讼这种国家法律治理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被迫发生流变 ,这也使我们可以接近一个客观的乡土法律世界。在“乡土社会现代性诉讼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诸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单向化的“守法—违法”或是“争讼—无讼”的理论范式 ,而应以一个多元的分析路径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