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选择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检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政府治理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那些处于更受重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更高;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重商文化和政府治理水平在影响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即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制度创新与新疆企业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观念创新是前提,制度创新是重点,技术创新是手段。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的竞争上。所谓制度,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目标最大化而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包括企业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就是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法令和规则,如公司章程、薪酬制度、用工办法等;非正式制度就是企业的价值取向、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等,如企业的文化建设。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必须相互协调与促进。“好”的、适应市场变化和发展要求的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新疆企业资本短缺、人才匮乏等问题,提高…     

文化力与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文化

文化力概念的提出,揭示了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文化的特点;而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对经济活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考察了文化力和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文化的概念、理论内容等,认为它们对经济建设、经济制度的变迁和形成等有很着好的调节作用。     

非正式制度建设与社会和谐

非正式制度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社会公平价值观缺失、传统特权文化的惯性、社会道德滑坡、潜规则盛行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必须强化国家的建构作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创新和媒体传播创新,完善正式制度,转变发展模式,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文化与制度耦合:一个文献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范畴,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单项的和系统的制度。其中内在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内在制度在发展中可以“外化”,非正式制度可以转变为正式制度,由此可见文化与制度的重要关系。本文回顾和整理了已有的对文化与制度关系的研究,关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结论,试图构建这一前沿问题的研究平台。     

试论欠发达地区企业发展——从微观制度环境视角

改善生产关系以释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其着重点在于:优化经济运行的微观制度环境,以促进当地企业的成长与聚集。优化地区经济运行的微观制度环境可以从制度“解锁”、制度创新和“非正式制度”与时俱进三大方面进行作为。     

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深层次文化障碍

由于家族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渗透关系有质的差别,东、西方家族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和制度差异。家族企业面对着制度创新的需求,普遍面临着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方面的制约。几千年家族的社会心理积淀或“文化资本”的积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普遍而重大的影响。家族文化渗透于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管理模式、用人规则和信用制度等不同要素,这种有利于创业的儒家文化成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阶段的障碍。     

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非正式制度分析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非正式制度的差异是导致制度实施差异进而影响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不同的区域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程度、市场经济发展的非正式制度环境、法律意识和政府诚信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针对中西部地区的现实,加强制度创新,尤其是要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文化信仰与商帮治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比较制度分析

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经济现象的历史演变规律。我国明清时期以晋商和徽商为代表的商帮模式,集中体现了中国式商业文化的特征。分析这两种商帮模式的不同,可以帮助我们有效了解文化信仰对商帮治理的不同影响,进而对当前企业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参考。     

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转型——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的比较分析

明清以来,中国社会上崛起的晋商、徽商等商帮,创造了辉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制,积累了丰富的商业文化。在近代,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等商帮一样遇到西方的冲击和挑战,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本文拟从地理环境、经营领域、经营管理方法、商业文化、近代命运等方面,对历史上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现代因素,展望未来。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差异及其非正式约束影响研究——以宁夏回族为例

本文以宁夏为例 ,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和收入差异问题 ,特别是回族与汉族农民集团内部农民收入差异的比较研究 ,并进一步探讨非正式约束对农民收入差异的影响。认为山区形成的贫困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民族文化。回族传统优势产业面临着挑战 ,而重经轻文的习俗严重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 ,经济发展对回族文化和经济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注重开发人力资源 ,努力提高少数民族人力资本投资 ;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农业 ,积极调整民族地区产业结构 ;加强制度创新 ,为促进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促进回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交往 ;发挥非正式约束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以人为本解析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基于宏观制度视阈的分析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保障现实人的权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宏观制度视阈来看,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难题和困境,根本在于刚性制度的障碍和柔性制度的束缚.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着眼于文化制度的重构,一方面,在正式制度上必须努力提高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确立一套全方位的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非正式制度上要下大力气改善制度环境,其关键在于努力清除人治传统,大力培植法治精神.     

企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及企业持续成长性的协同度研究

企业持续成长是企业实现其它目标的前提。企业要持续成长,必须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种创新协同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长性。因此有必要对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及企业成长性三者协同度进行计量研究。本文分别研究了技术创新、企业产权、公司治理、组织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及企业成长共六个子系统的有序度,随后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其它五个子系统的协同度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度,最后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以及企业成长性的协同度。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序度高并不能保证企业的持续成长,只有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保持较高的协同度,才能够促进企业的持续成长。     

中华廉洁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的思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华廉洁文化是一种具有多功能价值的复合型文化,是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道德诚信文化,中华廉洁文化是新农村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价值文化、生态伦理文化,中华廉洁文化是新农村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道德中枢.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华廉洁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是实现新农村目标的客观要求.     

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是当前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最新发展趋势.在分析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利用201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sys-GMM模型和面板门限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我国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企业创新绩效正向相关,设置了数字资源信息共享平台的企业其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不同行业的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信息技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以及社会服务业三个行业存在门限突变效应,传播与文化业存在门限收敛效应,其他行业并未表现出门限效应.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最优门限值,创新绩效的提升和企业其他治理特征和规划紧密相关,只有两者同时改进才能最终提升创新绩效.因此,我国企业应构建数字化和其他企业资源与管理战略的统筹协调机制,进一步深化数字化转型.     

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研究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子系统,是关于企业财务权力配置、财务控制、财务监督和财务激励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较高的财务治理质量不仅能够合理配置各财务主体的权责利,有效监督财务行为,还能适当激励财务主体,是公司正常运行的关键保障。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但大多数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指数处于不及格区间,财务治理质量令人担忧。具体而言,中部地区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水平较高,但财务治理指数的区域间差异不明显;金融保险业、传播文化业和运输仓储业的财务治理水平较高,而制造业的财务治理水平普遍较低;国有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明显高于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财务治理水平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