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西部地区40个区县的经验研究

选取中国西部地区40个区县2001—2011年的经济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整体上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金融发展、人力资本投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正向效应在经济发达地区非常明显;相反,受金融资源"嫌贫爱富"本性和金融发展"门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外溢等因素的制约,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应并不显著。     

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传统和数字的比较分析

在对我国31个省市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泰尔指数测算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面板回归和门槛回归的方法实证比较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到区域层面,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西各地区的减贫效应正好相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均存在对城镇化率的双重门槛,但是二者的门槛值不同,且对于两门槛值的减贫效应也存在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马太效应抑或涓滴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城市基尼系数,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即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分配产生了相对明显的“马太效应”,而非“涓滴效应”。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金融科技使用程度、个体知识技能产生有差异的“数字红利”,即通过“数字鸿沟”作用引致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更会加剧收入不平等,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幅度呈现东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的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优化当前的数字包容性金融体系,促进共同富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结构转型——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受制于劳动力质量水平，而城乡收入差距透过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抑制经济中工业产出份额、提升服务业产出份额推动经济结构的“服务型”变迁，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进而通过服务业部门产出份额的上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导致贫困农村居民丧失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从而制约全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使劳动力的“服务型”流动和经济结构转型受阻。但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非一致性。实现中国经济结构顺利转型需要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创新经济转型的制度供给。     

银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实现共同富裕，成为中国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业结构优化表征的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共同富裕。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机制作用，其逻辑是：以中小商业银行加速布局为标志的银行业结构演变，通过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从而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为农民非农收入快速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逐步降低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银行业结构演变引致的发展阶段转换对于共同富裕产生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银行异质性特征。稳步推进中小商业银行改革发展，有序降低银行业集中度，增加银行业金融供给的普惠性，通过银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是下一步中国银行业改革的重要目标。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共同富裕视域下,采用收敛模型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省级层面的变动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文化消费在省级间的水平差值均在不断缩小。第二,无论是否控制了诸多影响变量的情况下,全国呈现出文化消费低水平地区以更高速度追赶文化消费高水平地区的态势,直至达到稳态。第三,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部地区各省级间文化消费增长率的收敛起到促进作用,对全国范围内文化消费增长率收敛的积极作用还未全面形成。因此,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提升弱势群体数字金融素养、发挥财政政策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功能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中国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结果显示:城乡金融发展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效应,即城乡金融发展规模差异、城乡金融发展效率差异、教育水平和产业结构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为了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既要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扩大农村金融发展规模,也要增加农村信贷供给,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更要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以及加快农村的产业升级等。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实证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消费,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存性消费的提高幅度更大,且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农村居民收入、产业结构高级化、农村创业能力、金融可得性等机制间接促进农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     

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及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人力资本状况与产业结构变化不匹配,导致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偏离,农村居民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不利于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及收入增长,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又会给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及收入增长带来新的机遇。为了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今后应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消除制度性障碍加速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同时在财政、金融等方面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政策倾斜。     

统筹城乡下金融非均衡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重庆市为例

通过相关经济数据的预测分析，结合重庆市199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考察重庆市在统筹城乡前后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得知：重庆市城乡金融的不均衡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其中，金融发展效率的不均衡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起到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却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以此为出发点，在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实现城乡间居民的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传导机制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提高,全民消费水平持续上升的同时,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却不断增大.基于此,文章选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指标,利用系统GMM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主要源自于其直接影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服务技术三个维度的发展均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其中覆盖广度影响较大.在使用深度中,支付业务的效果最为明显,保险业务次之,信贷业务拉大了消费差距.     

人力资本、生育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

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的相关文献,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试图将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二者的互动影响作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变量。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地区的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是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而城市部门已进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存量和积累率共同推动的持续增长均衡阶段。城乡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应是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降低其生育率。城乡教育结构调整可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首选政策,同时以城市化推进政策相配套。     

权利开放与农民的共同富裕

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权利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权利安排和开放差异是导致收入变动差异的关键。通过建立“权利开放与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可从居民经济活动权利、财产权利和基本社会权利三方面,分析权利开放对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各时期城乡改革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及城乡居民权利开放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有影响。基于历史分析的基础,提出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加大力度开放农民城市权利,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二是进一步开放乡村权利,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苏南共同富裕的示范及其推进策略

苏南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先后形成了经济发展的"苏南模式"、"新苏南模式",当前苏南地区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建设。苏南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共同富裕,主要体现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相对较高,特别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较高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低。苏南集体经济的发展、"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协作提高了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工资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是苏南共同富裕形成的主要原因。但苏南依然存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经营性收入相对较少等客观事实,应该从推进城乡一体化、完善职业培训体系、改善经营环境、优化转移支出结构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     

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为了实现农村居民老有所养制定的一项重大惠民利民政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参保态度、参保选择、参保持续性具有显著影响,从此方面研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保障农村居民基本养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落后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导致的农村居民基本素质低下、农民收入水平不高等是阻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通过改变政府观念、发展基础教育、加强农村成人教育和农民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发展医疗保健等方面来增加落后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迈向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包容性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推动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数字经济的热潮,工业社会逐渐向信息社会转型,不同经济主体在互联网接入和使用条件上的差异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平衡的问题,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以及数字治理体制不够完善,诱致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妨碍了共同富裕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要将包容性发展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美好生活的权利,坚决防止社会两极分化,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最终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其系统思维的着力点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完善数字经济接入条件,促进弱势群体的数字平权;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互联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理和实证检验

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2003—2018年中国31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强的抑制效应,且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居民;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且大部分省区市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最优临界值,具有一定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差异,致力于多维度降低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通过互联网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门槛效应研究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数字技术使用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

基于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最新构造的能够更加准确刻画公司数字技术使用情况的测度指标,实证分析了数字技术使用对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显著提高了普通员工的平均薪酬,另一方面对管理层的平均薪酬则无显著影响,从而导致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使用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通过收益分享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降低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使用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在第二产业、非国有企业以及内部薪酬初始差距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的公司中表现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数字技术使用给管理层带来的潜在收益可能更多会以在职消费、股权激励等隐性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