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共同富裕的第三次分配：机理、条件及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第三次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第三次分配主要是社会力量、企业等行为主体在软约束作用和真实意思表达基础上，按照制度规章对合法财产、物品及服务采用无偿供给等公益手段重新配置，以期扩大慈善效益，助力共同富裕的分配方式，具有社会性、自发性、道德性和补充性特征。共同富裕至少包含全民共富、全面富裕、共建共富和逐步共富多重维度，以上述多重维度为基准，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耦合主要表现在第三次分配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丰富精神文化、吸纳社会参与和先富带动后富，契合共同富裕核心要义。面向共同富裕发展第三次分配需要实现主体、环境、规则、对象等要素条件的协调，因为第三次分配是分配主体在环境和规则作用下与分配对象有机互动的过程。未来需要不断壮大第三次分配主体的数量规模，塑造慈善主导的第三次分配文化，强化第三次分配的制度体系建设，激发第三次分配对象的内生动力。     

近30年我国第三次分配研究的总体趋势与热点问题分析

作为我国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分配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1992—2022年间CNKI数据库中426篇有关第三次分配研究的文献，对其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突现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三次分配先后经历三个时期，分别是审视分配不公的概念启蒙期、推动行业发展的制度探索期和助力共同富裕的热点爆发期；现有文献已形成第三次分配的生成逻辑、内在动力、外在表现和积极影响四大研究板块，板块间存在紧密的理论联系；近年来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慈善事业、税收政策的关系成为热点议题，出现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实践机制、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健康发展、鼓励第三次分配创造价值等研究趋势。过往研究仍存在现实观照不够、偏重理论演绎和视角过于宏观三大不足，未来应围绕完善顶层设计、构建理论框架、鼓励个人捐赠、激发志愿服务、促进商业向善和赋能慈善组织展开研究。     

为第三次分配正名——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共同富裕

第三次分配不仅能弥补前两次分配的不足,而且对实现共同富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次分配的实施却因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误解面临诸多困扰。因此,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第三次分配正名,以回应群众关切,并对其实施路径加以优化：一是坚持自愿原则,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财智水平以扩大参与主体的范围、完善慈善捐赠相关税收激励政策,发挥声誉效应并给予参与主体精神荣誉;二是明确公益慈善组织的定位与规则,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与时俱进的诉求;三是形成互助的友善气氛,最终实现捐赠者的社会认同和受助群体自立自强,促进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富裕。     

社区公益何以持续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会公益的微观载体和重要平台，却面临“有志愿者而无志愿者组织，有志愿行动而无志愿精神”的现实，因而志愿行动不可持续，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社区公益持续机制。本文以志愿服务生态系统为基础，以整体性机制为切入点，从流程再造、团队组建、责任分配、资源循环出发，打造社区公益生产链、社区公益责任链、社区公益组织链、社区公益资源链相互联动的社区公益持续机制，通过从“闲”做起、团队化、流程化、具体化、积分兑换的机制实现途径，实现社区公益、生活、商业的深度融合。     

构建和谐社会呼唤以NG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

加速转型期中国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N G O建立在志愿性的基础上,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它依靠“精神力量”,奉行“道德原则”。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而发展以N G O为功能载体的第三次分配需要法律、制度支持和公民社会意识的培养。     

企业慈善行为、第三次分配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构建既体现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三次分配作为一、二次分配的补充,在新发展阶段大有可为。文章基于企业慈善行为探讨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内生动因、激励机制及模式升级。首先阐明了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逻辑,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第三次分配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围绕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及利他因素下的内生动因进行剖析,并基于共同富裕目标提出“生产—人人参与”“消费—扩大内需”和“分配—人人共享”三位一体的企业慈善激励机制。对比分析传统的非生产性捐赠模式与升级的生产性共同富裕基金模式,提出企业慈善行为的升级模式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中国基金会的多重制度逻辑冲突及其治理

基金会系统是接收社会捐赠最多的慈善主体。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一个重要载体，基金会的发展有助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基金会是混合组织，公益逻辑和市场逻辑(资产管理逻辑)是基金会的底层逻辑，普遍影响各种类型的基金会运行。不同类型的基金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形成了差异性的特定逻辑。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剖析基金会底层逻辑和特定逻辑之间的冲突，有利于捋清困扰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漂移、基金保值增值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不同类型基金会的影响，进而从制度环境和组织层面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     

第三次分配：一个日益凸显的课题

改革开放后 ,由市场主导的第一次分配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第二次分配 ,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在此社会背景下 ,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公益组织为主导 ,按照“道德原则”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目前它在西方国家已发展得比较成熟。第三次分配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科学发展观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即达到“共同富裕”。此外 ,文章还探讨了在我国如何发展第三次分配的问题。     

论构建和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为保障党中央关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重大决策的有效实施,根据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功能,我国有必要加快构建和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我国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立法方面有一定基础,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基本法缺位,初次分配立法有诸多空白、现行规定不够合理;再分配立法进展缓慢,房地产税立法、遗产税立法等重要法律迟迟未能出台;三次分配立法存在短板,现行慈善立法不够完善,导致社会成员捐赠意愿不足等。为此,应当抓紧研究制定"共同富裕促进法",将其作为推进共同富裕领域的基本法。与此同时,还应完善推进共同富裕领域的专项法——初次分配立法、再分配立法、三次分配立法,以期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法和专项法相协调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法律体系。     

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基本构成与作用机理

作为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主要通过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来弥补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不足。既有研究均认同第三次分配是社会机制调节的资源配置活动,但对社会机制的具体内容缺乏探讨。对上海市的调查资料进行扎根理论分析发现,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由志愿意向、公共利益和社群构成,其中志愿意向是第三次分配的供给侧,公共利益是需求侧,社群发挥调节社会资源的作用,是社会机制的核心。在与市场机制、行政机制相并列的意义上建立第三次分配社会机制的理论模型,对于理解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此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剖析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内在机理基础上，以1042份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问卷为例，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引入电商扶贫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农村客观相对贫困维度看，还是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维度看，志愿服务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志愿服务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仅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存在，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不仅如此，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转变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且这种作用机制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研究——基于衣物资源供需结构的分析

日益增长的慈善服务及产品需求与慈善资源供给能力及方式相对不足的矛盾,制约着我国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精准化进程。当前,以衣物资源为主的慈善实物捐赠上中下游各环节资源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断性和失衡性,导致慈善实物利用需求与捐赠供给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匹配机制,从而带来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在成本控制、运输支付、人工收储、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实践难题。根据我国《慈善法》"以法促善"的原则精神,从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兼顾资源配置链及制度环境优化,有助于解决慈善资源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慈善实物捐赠和利用的精准化与常态化。     

中国互联网公益同心圆的建设与发展

互联网等技术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拓展第三次分配路径、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展现出了巨大的可能性,党和政府积极借助技术力量,着力在公益募捐、透明度提升、健康慈善文化营造等方面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互联网公益同心圆。在这个公益同心圆中,党和政府、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志愿者等在网上网下密切互动、共同发力,通过不断提升主体间一致性、发挥各主体多样性,促成了互联网公益多元主体集体行动,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城乡均衡发展提供了全新方案,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互联网公益实践。     

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基本内涵、价值意蕴、实践指向

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是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全体人民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依托共劳共享，由低水平到高水平循序渐进地享受到更加富足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的历史进程、发展趋势，是“谁之富裕”“缘何富裕”“何种富裕”“靠何共富”“如何共富”的集合体。其中，全体人民是其享有主体，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是其享有客体，共劳共享是其发展动力，循序渐进是其行动策略。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公平正义、协调发展的价值理念。面对共同富裕的弱项和短板，应通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入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慈善资源动员与权力边界意识:国家的视角

探讨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慈善资源动员的手段、策略和方式,不能隔断权威主义动员传统的延续,更不能脱离总体社会结构转型的语境.时下以政府民政部门、工青妇等准政府组织以及各级慈善总会构成的慈善救助主体框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能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国家治理和政权建设的辅助性工具,仍然具有较强的公益资源的动员能力.从权力建构的角度来说,慈善资源的动员过程展现了权力的实践形态,国家动员下的公众慈善参与可以划分为身体表演型参与、依附回报型参与、自愿响应型参与.慈善资源的政府动员过程,使公益行动暴露在外来力量或隐或现的强制之下,由此,自然地引发出对资源动员的政府权限与施惠主体的自由意志之理论关怀.政府部门应当自觉树立公益活动领域的权力边界意识,使公共权力"驾行于制度供给领地而止步于私人道德门槛",从而避免重蹈过去慈善捐赠行动偏向政府动员一端的单纯形式主义覆辙.     

税收减免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当代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要求仍存有相当差距。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现阶段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税收对公司捐赠收益一成本和捐赠选择的影响为公司做出捐赠决定提供了参考,期望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鼓励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公共领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城乡及各地区、各群体间的协调均衡发展的富裕。城乡关系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影响。统筹城乡关系主要通过经济增长促进机制、整体利益分配格局优化机制、人的全面发展促进机制等因素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以新发展理念对城乡关系进行再调整，激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提升发展成果共享程度，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共文化治理的转向、困境与适配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也包含精神富足。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引领公共文化治理更能凸显治理的民生性、均衡性以及效能性，这对公共文化治理的主体、理念、内容、制度、结构、效能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虽然已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但仍面临服务供给与精神文化需求匹配性有待提升、公共文化资源均衡性有待改善、文化治理主体协同性有待发展、公共文化秩序规范性有待完善、公共文化投入协调性有待增强等现实困境。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亟须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导向，进一步提升文化服务供给质量，缩小文化发展差距，优化文化治理主体，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文化投入效能，助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动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