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围城》的陌生化效果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钱钟书充分利用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韵味无穷的文字,并创造性地与西洋文字相结合,成就了《围城》出色的语言艺术。作品中语言艺术背后潜藏着一种贯穿始终的艺术手法——"陌生化",不仅是语言,更渗透了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成为一种自我意识,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始终。本文试图从作家主体意识层次、话语意识层次的陌生化对小说进行分析,更深层次地领略《围城》的深刻意蕴。     

浅析《简·爱》对《傲慢与偏见》的超越——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

《简·爱》和《傲慢与偏见》都是英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女性作家的作品。她们塑造的不卑不亢的女性形象在根深蒂固的父权社会为平等自由的地位抗争不息,折射出19世纪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由于创作时代和背景的不同,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可以发现,《简·爱》这部作品比《傲慢与偏见》更加激进地表达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使女性从传统婚姻中...     

“围城”与“金锁”里的世界──论钱钟书《围城》与张爱玲《传奇》的文学价值与异同

钱钟书和张爱玲以天才作家的敏感创作了《围城》与《传奇》，突破了“五四”以来描写两性关系的范式；作品中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特点，是作家对人的整个生命状态的深刻审视和内心情感体验的传达；两位作家驱遣手中那杆或轻重或凝重的笔，给外在景物以一个动的生命或启示的精魂，这创造性的、成功的、丰富的意象，使读者领悟到一份挡不住的艺术感觉。文章从以上三个方面来探究钱钟书的《围城》与张爱玲的《传奇》的文学价值，寻找其文学表现手法的异同。     

重读钱钟书及其《围城》

笔者认为，钱钟书及《围城》近三十年的沉默，主要是因为客观的社会状况，作家个人及文本本身的原因，并非单纯政治干预文学的人为现象。重读《围城》关键是要确立新的阅读意识，《围城》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但无需过分拔高作家及作品的主观社会意识。     

《谈艺录》分析

钱钟书前期著述中最主要的两部著作是《谈艺录》和《围城》。这两部著作堪称这一时期的双壁。两部书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创作的关系。探讨两部书之间是否有关,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杨绛曾经引述过钱钟书35岁生日诗中的两句:“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思统树鹊难安”。两句诗前句当指《谈艺录》,后句当指《围城》。杨绛引这两句诗,用意是描述钱钟书在理论和创作两方面兼顾不来的情景,实际上理论和创作“兼顾不来”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其正面的情景应当是创作欲最旺盛的时候理论和创作之间     

《围城》本事“夺胎换骨”考略

《围城》不像古代小说那样,明显引用他书材料,但是这并不表明《围城》没有使用他书的材料.其实钱钟书先生《围城》中大量的名言隽句都是借用古代经史子集或外国典籍中的材料加以生发的,只不过由于作家的艺术手法非常高妙,让人不易察觉罢了.《围城》的本事大致是采用“点铁成金”与“夺胎换骨”化用而成.     

“城之恋”结构模式的多向度展开——《边城》、《倾城之恋》、《围城》的对读分析

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部以"城"命名的著名小说,"城"既是实体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隐喻和象征的载体。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对读分析,可以发现"城之恋"的结构模式在这三部小说中,既指向一个共通性的"文化破散"主题,又呈现出多向度的展开,彰显出来三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由此引发的现代性困惑,同时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文化选择和艺术运思方式上的歧异。     

天使与妖妇——谈《战争与和平》中的两类女性形象

"天使"与"妖妇"是男权社会中在男性作家笔下经常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和艾伦这一组相互对立的人物形象.这两种形象都体现了男权社会的男性们对女性的期待、仇恨、恐惧和丑化,是不真实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偏见.     

论《傲慢与偏见》中人物的女性魅力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创作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广受欢迎的经典之作。它成功塑造了两个新女性形象伊丽莎白和吉英。她们两人都有着与当时社会背景不相符的女性意识,对当时社会上女性的地位与待遇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无情的抨击,从而揭示出作家本人作为女性作家的独有观点,即对于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遭遇进行了勇敢的反抗,是具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展现出不一样的女性魅力。     

译者的主体性在《围城》英译本中的体现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一部重要作品。《围城》英译本出版后深受好评,但也遭受到不少批评,多是立足于目标语的角度,而忽略了译者主体性的作用。本文从语言、风格、文化三个层面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围城》英译本中的体现。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真隐士的看不见与道家是一个零?——略说客观的了解与文学史的编写

鲁迅、钱锺书对中国隐士文学的传统缺乏正面认识。他们有二元化的思维,即中国文人不是帮忙,就是帮闲,于是中国文学只是程度不同地维护统治而已。他们只是从上往下看,几乎全是从统治术的角度理解隐士问题,无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论述,即思想史上道统(即士君子传统)的观察角度。因此,在求真求实上他们无疑有识见,然而在求正大与通识方面,毕竟与隐士传统隔阂。这一隔阂是现代文学史家最重大的古今之变,重新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是当代学术史上急迫的思想课题。本文还从严陵诗学传统的意义与当代隐士诗人的事实两个层面,再认中国历史中隐士的真实生命及其存在意涵。     

论钱钟书的“诱”“讹”“化”翻译观

学贯中西的的学术大师钱钟书先生提出的＂诱＂＂讹＂＂化＂翻译观,在翻译学界反响强烈。目前,关于此译观的分析研究,各家众说纷纭,视角不一。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都是不可避免地烙上＂讹＂的反叛者的印记,但又不甘于＂落寇为草＂,时时刻刻,兢兢业业争取＂化＂境界正统地位,故便从＂讹＂通向＂化＂的道路上不断克己,在这坎坷的中间地带和空间中重塑原作,平衡于还原原作与潜意识地体现自我的张力之中。钱先生的＂诱、讹、化＂翻译理论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哲思认识论和方法论。     

论钱锺书《诗可以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胡适、鲁迅、朱光潜等学者就共同认定:中国不但没有悲剧这种文体,也缺乏这种文体赖以存在的悲剧精神。钱锺书以《诗可以怨》作了一篇有力度的反潮流文章:中国的文学理论与西方一样,都推崇一种悲剧精神。中国正宗的诗歌传统渗透着伤春悲秋的悲剧精神,而以小说、戏曲为主要文体的民间文学则弥漫着大团圆的乐观精神。《诗可以怨》阐发出中国正宗的文学理论显扬悲情的传统,纠正了认为整个中国文学缺乏悲剧精神的看法的偏颇。但如以悲剧精神涵盖整个中国文学,无视中国的小说与戏曲文本几乎千篇一律的大团圆,忽略中国文化排斥悲喜情感片面分化的中和特征,也会陷入谬误。在这方面既表现出钱锺书理论合理性的限度,又显出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认为中国缺乏悲剧精神的合理性。     

“蜀左言”新解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的称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蜀人"左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几乎成为此前古蜀文化和古蜀语研究者的共识。现在古蜀有文字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而对"蜀左言"的词语结构、文献用例、构词语素含义的研究结果表明:"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它与上古汉语雅言并无贵贱之分,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蜀左言"与上古汉语的区别并非体现在词序和语序上,而主要在语音的声调上。     

关于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生平的一组史料之考论

在作者近年进行的《无锡时期的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的课题研究过程中 ,发现了不少有关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在无锡时期活动史迹的材料。本文即是对其中一组史料的考论。     

论钱钟书思想的“非体系性”

钱钟书思想的外在形态表现出非体系性,其理论根源在于非理性怀疑论思想,然而学术界恰恰有人以此为据来贬低其学术地位。事实上体系与非体系来自于逻辑思维与直觉思维的不同,分别带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色彩,从根本上讲不宜作为一种价值标准来衡量不同性质之文化。非体系性乃是近现代哲学追求的目标,钱钟书的学术取向实际与世界学术发展的基本走向高度一致。     

钱钟书与《文选》学

钱钟书好支离事业,他的《文选》学研究,主要散见于《管锥编》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对这些零碎的真知灼见进行梳理和细读,不难发现,钱钟书的《文选》学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在研究内容上,仍然是传统“选学”中的一些公案,集中在《文选》“体例”和“选文”两个方面。二、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对文本的细致解读,并运用诗学之维度,从而为“选学”研究注入更多的理论品格,而后者实与钱钟书坚持“具体的鉴赏和批判”的研究取向相一致,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的“新选学”研究正致力于探求的目标之一。     

中国讽刺幽默小说的三座高峰

将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荟萃 ,按照其演变发展的轨迹 ,评价鲁迅、老舍、钱钟书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深刻的内在联系。鲁迅以其深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现代感受 ,创建了现代讽刺幽默小说 ;老舍既继承了鲁迅思想启蒙的题旨 ,又开启了与鲁迅迥然不同的艺术路子 ;钱钟书对文化人作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审视和道德批判 ,并推而广之从哲学层面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永恒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