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困境与创新发展路径

“信息爆炸”使大数据时代的人们应接不暇,数据的巨量、多样及快速传递所造成的各种矛盾与问题,使现代社会又陷入新的治理困境之中。但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大数据也可以作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而加以开发利用。文章从大数据时代的特点、影响及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作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相关探讨。     

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效能分析

对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资源消耗的投入、活动成果的产出、价值实现的"投入产出比"分析,对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投入分析表明,国家机关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大和治理负荷过重的问题;企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过小和治理负荷过轻的问题;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资源投入存在规模失范及其治理负荷失衡的问题。产出分析表明,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体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机制需要有重大的改进;社会治理资源的产出模式同样需要有重大的改进。"投入产出比"分析表明,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法性评估;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理性衡量;社会治理效能分析需要进行合适性判断。有关对社会治理效能(因变量)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变量)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有助于揭示何种类型的社会治理投入模式和产出路径能够产生更好的社会治理效能。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

经济性特区腐败呈现出与传统行政区腐败相异的特征,可概括为"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影响甚广、较难治理"等几方面。要对经济性特区腐败进行有效的治理,就必须梳理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摒弃直接嫁接传统行政区腐败治理模式的做法,重构能匹配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场域特点的腐败治理模式。相关活体因素的引入是建构这一模式的关键或者说路线图。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作为经济型特区拥有丰富公共权力资源和相对充分行动自由的主政官员,理应成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能动主体。而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腐败治理动能的发挥则需从利益定位与价值导向、自我定位与集体作用、行为逻辑与行政模式等方面进行行为的重塑与规引。     

社会工作职业教育与高质量社会治理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529名广州社会工作者的截面数据进行样本分析，发现社会工作人才的职业教育与高质量社会治理影响密切关联。以高质量社会治理为被解释变量，以社会工作专业及其在职培训为解释变量，以职业认同为中介变量，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稳健性检验等数理统计分析方法，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对社会工作者的高质量社会治理和职业认同产生较强的推动作用，进而提升和重塑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创新教育模式和内容、提高社会工作者在参与高质量社会治理中的成效。     

数据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进路

基层社会治理主体通过大数据平台对海量数据深度挖掘与分析汇总，能够有效扩大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度，提高服务基层社会的效率与效果，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思路上的主动出击、治理架构上的聚类整合、治理方略上的精准施策，以协同治理、精准治理、透明治理等模式实现基层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化、治理层级的扁平化、治理空间的透明化。基于此，在充分论证数据赋能必要性的基础上，梳理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并从主体数据思维养成等方面阐释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实践路径。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贫困治理

"社会治理"理论深化了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的理念、价值追求超越了社会管理,两者在主体构成、内容、实施方式、目的等相差甚异。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须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双轮驱动"。社会治理理论可运用于贫困治理研究。贫困治理可立足于大国的超大社会治理视野,其性质是社会资源的创造与分配。贫困治理应与社会治理"互嵌",因其目标同构,互为条件。大国长期发展应是贫困治理战略选择的基调,多主体合作参与是其基本命题。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

伴随全球化与后工业化浪潮成长起来的大数据,不仅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特征,还具有自身新的时代特点。作为一把双刃剑,大数据在为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政府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着数据安全管理、海量数据信息困扰、数据决策盲目依赖等方面诸多挑战。合作治理以价值为依据,不仅充分考量大数据时代的内在特性,同时也充分利用该时代所带来的资源与契机,是政府应对大数据时代冲击与挑战的必然路径选择。     

复杂网络结构范型下的社会治理协同创新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化、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环境和社会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由政府主导的线性管理模式不能对复杂社会问题给出有效的解释和应对方案,有必要引入新的管理范式,即复杂科学管理范式。复杂系统理论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能够揭示社会治理复杂性产生的内在机理及其规律。复杂系统理论表明,越是复杂的系统,系统协调的要求越高,协同效应也就越显著。复杂社会网络系统所具有的小世界、无标度、社团结构、偏好连接及虚实"二相"性拓扑结构范型,对社会治理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分析社会系统的复杂网络结构及其特征,建立社会治理的协同创新机制和制度安排,展开协同社会治理。复杂系统理论为研究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大数据"连续三年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焦点,作为一种新兴资源,大数据对政府治理创新有着深刻影响。大数据是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助推器,是政府治理的重要资源,有利于公共决策的制定以及协同治理的实现;大数据推动政府变革,挑战传统治理方式,加快透明政府的建立。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在收集数据、使用数据方面面临着困境,因此,政府应在弘扬数据文化、开放政务数据、培养数据人才、加强数据安全立法上做出路径优化。     

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合作型治理

我国陆疆合作型治理是中央政府及其陆疆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把拥有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及其社会公众统合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协同的治理体系，以陆地边疆问题的解决为依归的边疆治理模式。陆疆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决定了合作型治理是陆疆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合作型治理理念和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决定了该治理模式是推进陆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陆疆合作型治理模式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建构：府际间的协同模式、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模式、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模式、政府与公众的互信模式等。     

网络化时代社会治理的智能化问题探讨

智能化已然成为网络化时代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需要智能化的技术支撑和保障,这是治理的本质决定的.但实践中智能化治理却存在着技术至上的误区、机制滞后、市场主导、人才基础薄弱等问题,阻碍了社会治理智能化的构建.网络化时代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需要从确立智能化治理理念做起,构建智慧政府,打造智能政务,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构建坚实的智能化载体.     

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基于676家上市公司1997—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及对上市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的深度访谈资料,分析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揭示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与代理理论的预测颇为不同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模式。而所谓"最佳"公司治理做法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等制度环境下各种复杂社会力量和利益群体进行"建构"的结果,其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契合所在的制度环境,并不存在普适的"最佳"公司治理模式。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学实证研究,为解构这一世界性公司治理迷思提供了新视角和证据。     

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下环境纠纷的治理模式

伴随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进,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入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为环境纠纷的制度建设和有效治理创造了契机.根据环境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将环境纠纷区分为既成污染型纠纷和预防风险型纠纷,这两种类型涵盖了当下最为核心的环境纠纷.通常,存量环境污染项目导致既成污染型环境纠纷,它涉及直接环境利益相关方;新建涉环项目导致预防风险型环境纠纷,它涉及非直接环境利益相关方,两者的治理制度和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当前,治理两类环境纠纷都应该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共生关系"根本目标和"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结合起来,针对既成污染型环境纠纷,通过"环境补偿"和"共同监管",与直接利益相关方建立"环境利益持效共享关系",采取"直接利益型——持效共享模式"来治理存量环境污染项目纠纷;针对预防风险型环境纠纷,通过科学的项目规划、透明化的环境评估、高标准的环境保护、充分的民主协商等途径,采取"非直接利益型——透明高标模式"治理新建涉环项目纠纷,这两种模式是当前治理环境纠纷最主要的理路.     

鸿沟与跨越:依“数”治理的趋势与双重效应

伴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中,用以解决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与公共问题,催生了以智慧城市、智慧决策为代表的依"数"治理模式。大数据技术应用于治理,一方面提高了政府效能、优化了政府工作流程、改善了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诸如"数字利维坦"、"专家行政"和"数据鸿沟"等问题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带来政府行政行为的优化,同时也强化了官僚制组织,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鉴于大数据技术(工具理性)与大数据治理(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反思,通过公共价值管理对这两种取向加以整合与统一。     

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效率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及其变迁

治理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热点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话语自觉.从"简约治理"到"精细治理"作为当前治理模式的重要历史转型,体现了在我国独特的治理体系下,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率的努力,即如何通过组织流程的再造以及灵活多变的治理技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动公共目标的实现,并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需求的达成度.社会治理效率的多维目标是推动治理模式变迁的基本动力,主导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经历了简约治理、系统治理、技术性治理等不同阶段,并逐步转变为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的精细治理模式.理解社会治理效率的内涵对于理解当前治理实践的精细化变革以及推动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具有积极意义.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