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统筹城乡发展中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

创新城乡社会管理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源于西方语境的协同治理,为推进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中社会管理提供了借鉴范式。鉴于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困境和制约因素,我国应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基本架构的多元合作型城乡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并通过优化协同治理主体结构、培育优质现代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管理协同机制和改善城乡管理体制机制环境等路径,推进城乡社会管理协同治理。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协同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具体适用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探索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之间跨部门协同的机制与模式,以解决政府、市场及第三部门单部门失灵的难题。学界也对"协同治理"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什么是协同治理、哪些领域可以协同治理,以及如何才能协同治理等问题,认识并不统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协同治理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等进行梳理,尤其需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探讨协同治理在中国的具体适用问题。     

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

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适应,人类的社会治理也正在发生变革,正在从工业社会的以政府为中心的控制导向的治理向合作治理转变。合作治理打破了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垄断,是一种由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而开展的社会治理。合作治理是与合作型的信任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与合作治理模式一道成长起来的。     

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元治理”的内涵及其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事务管理,不再是建立在和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而是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和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协同。由此,消除三种治理模式的对立冲突,促进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互补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治理的治理即元治理)需求。政府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的元治理的唯一主体,主导了新的元治理角色和职能。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西方政府主导新的元治理的角色和职能对我国政府治理改革有着一定的启示。     

文化润疆：基本概念与研究框架

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作用。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现代国家边疆治理的新理论、新战略和新路径。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不仅需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更需要文化润疆。文章认为，文化润疆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文化进行治理，旨在新疆地区建立和畅通中华文化润泽机制，持续注入中华民族立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人心和精神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是以文化进行治理，凸显文化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让文化成为社会和谐的稳定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民族团结的黏合剂。文化润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文化治理理念、系统论研究方法、多学科研究视野以及基于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     

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

雾霾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复杂性和污染的溢出性、边界模糊性等特点,决定了单一政府难以独立形成治理效果,协同治理雾霾是解决雾霾污染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自反性认同的基本趋势。雾霾协同治理由操作层、机制层、平衡层组成,克服当前雾霾协同治理困境的主要路径有:建立操作层协同联动的治理机制;构建操作层合作主导的补偿机制;构建雾霾协同治理的法规约束机制;建立雾霾协同治理的长效监管机制。     

合作治理视野下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探析

在现代社会中,失业、贫困、环境、卫生、安全等社会问题日趋显露并困扰着各地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已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在合作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成为推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地方政府基于环境的外部激励以及自身的合法性困境,为了提高地方社会管理效能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可视作地方社会管理的模式创新;其内涵属性表现为以善治为价值追求,本质是公共权力的理性成长,实现了地方社会管理精细化;其现实效应体现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而有力地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

城市社会复合治理主要指社会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中强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复合协同,通过合作、协商等多种手段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杭州上城区社会治理模式从创新理念着手,建构多元主体复合的治理新体制,推进治理体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通过项目型、行业型、整体性协同建构起社会化协同网络,在复合治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但其仍应强化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变革,不断提升公众满意度,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治。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阈下的边疆治理

边疆处于我国疆域的边缘地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以及社会背景等因素,使得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要素,边疆治理与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边疆治理的成效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边疆治理的重要性与特殊性,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全局治理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但我国在边疆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使得边疆的改革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边疆治理问题更加凸显。从新时代国家视阈高度对待边疆治理问题,以国家政策方针为导向,重新审视当前边疆治理具体形势,创新优化治理措施手段,已经成为国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南昌禁燃禁放治理为例

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是推进基层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有效途径,但具体如何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南昌市在推进禁燃禁放实践中首创了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以任务分解和过程实时监督为重心协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议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工作中着重在协同治理决策机制、实时监督考核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云治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大数据"的普遍盛行和深入发展,对"社会治理"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孕育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即"云治理"。"云治理"的发生及其运行,皆直接源于"大数据"的充分发掘与广泛运用。通过"大数据资源"的拥有和分配,"云治理"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产生巨大的挑战。"云治理"的本质和诉求就在于,善于将各种治理信息资源进行充分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职能部门的整合、利用与服务,由此对社会治理思维、风险控制、主体选择、行为方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云治理"开启了一个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技术—人文—社会、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相互融合的"全面治理"新时代。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变迁及发展走向

社区治理的绩效高低将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我国社区治理模式从过去的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到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最后发展到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政府支持的社区治理模式。为了有效实现社区治理,要加强社区法律制度建设;科学定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职能,拓展社区自治空间;积极培育第三部门(NGO);推进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培养居民的社区理念;从系统观上理解和实践社区治理,完善社区各项配套改革措施。     

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

科学的治理模式对政府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整体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范式下的竞争治理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分部化、管理碎片化和公共服务裂解性的反思与修正,力图构建一种基于协同、合作与整合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从竞争治理迈向整体治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治理模式变迁,更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塑,将极大地深化和提升政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旨.     

社会网络视角下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网络结构研究——以中央层面联合发文政策为例

以政府为主导的应急管理体制是我国应急管理的基础,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结构也是应急管理领域不可回避的基础且重要的研究议题.为减少政府组织的应急协同失灵,本文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厘清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清晰描绘了组织内部不同突发事件的应急协同网络结构,并提炼和归纳出四种网络的模式和特点.依此研究指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协同网络分别为节点地位平等的紧密—分工型、单核主导的松散—协作型、节点地位平等的紧密—协作型和双核主导的松散—分工型.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网络的困境主要在于负责部门与协同中心不匹配、度分布不合理、不同突发事件类型间应急协同不足.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三重策略包括节点优化、整体网络优化和应急协同网络间优化,是提高政府应急协同能力和绩效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加强和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     

从政企统合到三元协同：开发区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分税制改革之后，我国开发区治理呈现出政企统合治理的运作模式，但近年来地方实践中的开发区治理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拓展政企统合治理基础上形成了三元协同治理模式。该模式将行业协会组织引入开发区治理中，从而组成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元协同治理形态，在政府指导基础上通过行业协会发挥主导作用，由其成立公司采用市场化方式对园区进行开发和运营。本研究以中德金属生态城为例，从政府指导、协会主导、企业运作三个层面，阐释了三元协同治理模式的内涵和运行逻辑，并对三元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有待持续观察和研究的问题。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