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雾霾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研究

当前我国雾霾污染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雾霾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雾霾污染治理存在着治理模式落后、治理对象单一、法律规范缺乏、地区协同不足等问题,体现了我国雾霾治理制度和治理方式的不完善,制约了雾霾治理绩效。需要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多种手段并用的市场化治理措施,加强雾霾治理的制度建设,建立地区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提升雾霾治理的有效性。     

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地日益增多的雾霾天气给人民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日益频繁和增多的雾霾天气已不仅仅是自然因素影响的结果,我国目前的雾霾天气更多的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大气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雾霾污染由局部性空气污染向区域性污染扩张蔓延,这使得建立各级政府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认为雾霾治理的政府间合作关系既包括纵向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区域内横向政府间的关系,中央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空气质量标准,推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来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地方政府要构建合作平台,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空气污染和雾霾天气预警报告机制等措施,以实现对雾霾天气的有效治理。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频发、PM_(2.5)浓度超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首要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当前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在补偿对象与标准、补偿方式、主客体利益平衡、补偿意愿对称、资金审计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建立雾霾协同治理"区域一体化"的府际协作运行系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准确界定补偿的主、客体关系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政策与制度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双赢共进。     

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的关系契约模型及治理机制

加大农业协同创新是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确保农业安全的重要举措。现代农业协同创新是市场和企业科层治理契约之间的关系契约治理形式。论文构建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PEST)模型下的由农业院校、政府、涉农企业、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组成的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的关系契约模型——钻石模型,分析了现代农业协同创新的内外部影响因素,提出现代农业协同创新关系契约治理机制,包括价值机制和声誉机制。     

论统筹城乡发展中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

创新城乡社会管理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源于西方语境的协同治理,为推进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中社会管理提供了借鉴范式。鉴于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困境和制约因素,我国应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基本架构的多元合作型城乡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并通过优化协同治理主体结构、培育优质现代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管理协同机制和改善城乡管理体制机制环境等路径,推进城乡社会管理协同治理。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协同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基于政府治理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的考量,社会协同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中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现实选择。所谓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是指政府出于治理需要,通过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参与平台,加强对社会的支持培育,并与社会一起,发挥社会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政府始终保护并尊重社会的主体地位以及社会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规律,并综合运用行政管理、居民自治管理、社会自我调节以及法律手段甚至市场机制等多种方式,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建立,必须通过制度强化、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实现,从强化向社会赋权制度、清除落后制度以及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健康成长的支持培育制度等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并形成不同制度间的合力。而当各类社会主体日渐成熟后,它们必将推动政府转移更多职能,发挥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最终形成政府与社会间协同关系的良性循环。     

大气污染治理的府际协同问题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天气出现频率增加、污染范围扩大凸显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对其实施有效治理已迫在眉睫。大气污染具有跨域性,它要求相关政府之间进行合作治理,并形成持续协同的机制,以实现整体环境最优化。从"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生成逻辑来看,京津冀地区府际合作治理大气污染存在协同乏力、制度掣肘等问题,具体表现为治理激励不足、治理组织虚置、治理标准不统一、相关法律不完善、补偿机制缺失等。利益需求的差异性和治理方式的不协调,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京津冀合作治理大气污染的效果。从价值共识、组织共建、法治互动、利益共享等维度实现动力激励和制度保障与约束,是府际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内在要求。     

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成本分析

社会组织作为协同治理多元化主体中的重要一员,在社会协同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的过程充斥着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活动,涉及到一系列事实合同的签署或者委托代理问题。基于此,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成本及其结构,在把握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关系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提出了缩减协同成本的治理机制:健全组织内部治理机制、搭建协同信息共享机制、设立协同缔约履约协调机制、构建有效的低成本监督机制以及建立高效的激励机制。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南昌禁燃禁放治理为例

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是推进基层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有效途径,但具体如何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南昌市在推进禁燃禁放实践中首创了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以任务分解和过程实时监督为重心协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议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工作中着重在协同治理决策机制、实时监督考核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发展经济与雾霾治理的平衡机制

雾霾天气的形成需要从现行经济体制机制的反生态性缺陷上查找成因，因而治理雾霾不仅涉及体制改革，也影响到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生活等宏观政策的调整，短期内对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这一逻辑不变的前提下，雾霾治理极易沦为发展经济的附属品。寻求雾霾治理与发展经济之间的平衡机制，不仅需要厘清二者内在的逻辑支撑关系，也需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在不偏离发展经济这一中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契机，避免传统的发展—污染—治理的发展思路，实现雾霾治理与发展经济的动态协调，并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治理与发展的双重机遇。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与驱动机制：国际比较

在国际范围内，健康领域基本经历了从政府统治到市场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有效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规律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健康治理实践。健康治理的发展路径差异受政府治理策略、市场成熟度和社会发育状况影响，其背后的逻辑是政策、利益和议题驱动，体现为科层、契约与网络机制的差异，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当前我国的健康治理驱动机制交叉重叠，呈现出模糊的健康治理路径。我国的健康事业可以根据政府、市场和社会治理能力，实施分阶段推进，先实施政策驱动，继之以议题驱动。     

生态学视野下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系统架构

从生态学的视野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是推进大学生诚信教育、培养诚信大学生的重要实践路径.为此,应依据生态学的整体性原则,建立诚信教育与其他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横向协同机制;依据持续性原则,建立诚信教育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纵向协同机制;依据自组织性原则,建立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内控机制;依据有序调控性原则,建立健全的大学生信用制度和诚信管理机制;依据开放性原则,建立学校、家庭、社会诚信教育的联动机制,以此形成最优化的整体合力.     

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元治理”的内涵及其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事务管理,不再是建立在和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而是政府科层、企业市场和公民社会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协同。由此,消除三种治理模式的对立冲突,促进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互补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治理(治理的治理即元治理)需求。政府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的元治理的唯一主体,主导了新的元治理角色和职能。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西方政府主导新的元治理的角色和职能对我国政府治理改革有着一定的启示。     

中国慈善事业的合作治理模式及其路径选择

共治不足是当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瓶颈,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相对单一、社会机制不健全、多元治理主体间边界模糊、合作治理机制缺失.建立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全社会的信任机制,坚持自治与共治相结合的合作治理网络,实现多中心协同发展,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突破口.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学业负担综合治理的基本理路

学业负担是典型的多因单果问题,从其丰富的内涵及形成的机理看,应着眼于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协同”的综合治理。其中,政府的治理应凸显“政策高地”作用,承担规范治理导向和构建政策保障体系的责任;社会的治理应注重“舆论阵地”作用,承担健全舆论机制、营造良好舆论生态的责任;学校的治理应夯实“治理基地”作用,承担自主变革课程、教学和评价等以有效治理学业负担的责任。由此形成政府“法治”、社会“德治”和学校“自治”的“三方协同、三治联动”的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综合治理体系,力争从根本上解决学业负担过重问题。     

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转型——基于国家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分析

从西方区域理论的演进和区域发展的实践经验看,西方国家的区域协同发展经历了从政治调控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机制转型。中国目前主要以政治调控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体现出早期西方区域主义思想的特征。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阶段性、层次性、多领域性的特点。当区域协同发展日益深化时,仅靠政治调控已不足以应对不同层次和领域的问题,因此需要促进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对区域事务的参与,形成区域主体间新的协作治理结构,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社会机制。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增进社会福祉和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人机边界模糊、责任追究困境、价值鸿沟扩大和技术过度依赖等伦理风险。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深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契合了协同治理的要求。协同治理范式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具有可行性的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应构建多元协同组织,形成以政府为核心,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自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夯实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量提升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效能,促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