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

商代社会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商代前期,商民族在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共主地位实际上不很稳定,其王权继承制仍保留较多的氏族社会特征,其活动中心又不断迁移。由此判断,商代前期的后半段,中原各部落也开始逐步向方国发展,商族也就由部落联盟共主转化为方国联盟共主。总起来看,商代前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时期。     

商代国家性质申论

有学者认为商朝是方国联盟,从甲骨文“比”字与多王的分析看,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实。从商代的王与诸侯的权力与义务、商文化在大范围内的统一性、商周交替之际表现出的对商王朝共主地位的承认看,商王朝已经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不是方国联盟。     

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方国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从分散的聚落向方国的演进过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环节.从聚落群内诸聚落关系的演化到群落的出现,从群落组织体系的形成与群落权力的实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道路,既不能简单地用部落与部落联盟理论解释,也不能一味地套用酋邦理论,而是应当立足于从群落向方国的演进实际,探讨早期中国特有的文明发生之路.     

略论夏商西周的共主政治秩序

夏商西周的国家政体表现为一种共主政治秩序。夏商西周三代通过朝觐、职贡、从征、出仕等制度来规范与维系王室与方国、诸侯的关系。这种关系已不同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之间平等的联盟关系,形成了方国、诸侯按一定秩序臣服于某一共主的政治体系;但是,方国、诸侯并不构成共主辖下的政区,王与方国、诸侯之间的关系并不如秦汉以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王朝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那样稳固和维系紧密。     

对恩格斯“起源论”的三个误解

母系氏族社会是典型的氏族社会,在与之相对应的对偶婚制度下,夫妻也是生活在一起的,“走访婚”不属于对偶婚。母系氏族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是“家户经济”。父系氏族社会是氏族社会瓦解时期的别称,不能视作与母系氏族社会并列的氏族社会发展阶段。在所谓父系氏族社会阶段,部落联盟发展为军事民主制,出现个人性质的权力并从此开始了向国家的演进。     

略论朝代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氏族社会末期,人类正向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时候,族之长常变为国之王,从而出现朝代。氏族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当时还没有私产,没有阶级,更没有国家;因此一族之长,出于选举,不能形成父死子继的朝代。奴隶社会不然,是以地区、职业、财产等为纽带的;当时既有私产,又有相互斗争的阶级,更有镇压阶级反抗的国家。国家出现,族之长就成国之王。其登上王位,不是出于选举,而是出于强力。国王一家代表这支强力,把统治权力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成朝代。     

论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

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把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组织称作部落联盟。近年来，早期国家问题逐步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又称之为部族国家，还有的学者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称之为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其实，部落联合体（酋邦）与部落联盟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部族国家这一概念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部落联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既不是部落联盟，也不是部族国家，而是部族联合体。氏族社会后期的部族是由若干部落联盟聚合而成的…     

匈奴国家时期的丁零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族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匈奴的原始共产制经济和按照血缘编制的氏族部落组织,迅速瓦解。奴隶劳动开始较为广泛地使用在生产上。以头曼为首的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奴隶与奴隶主两大阶级尖锐对立的新形势。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制的国家过渡。前209年,头曼子冒顿顺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废除部落联盟选举制,自立为单于,建立了奴隶制的匈奴国家。此后他就以“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     

论商代的神权政治——兼论商代的国家政体

商代脱离氏族社会未远，尚处在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时期。有殷一代的大部分时期，专制王权尚未得以确立，神权在很大程度上凌驾于王权之上，而使商代政治表现出浓厚的神权政治的色彩。大一统的专制国家远未形成，而是众多方国的联盟。直到商代晚期，王权突出，神权衰落，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由“武庚之乱”所引起的周代国家形态之变化

周初国家形态原也与夏、商两代相似,即以血缘族团为单位进行管理。“武庚之乱”引起了周族统治者对这一传统管理模式的反思,从而采取了新的政治改革。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方面将殷族及其联盟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集团力量,是为“迁徙殷族遗民”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周民族的血缘关系尽量放大,然后分散到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周族的血脉,是为“同姓同宗分封”政策。这两项措施的结果便是封国内出现了地缘管理,而这种地缘管理又被控制在全国范围内同宗血缘管理之下。这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又一典型模式。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美妙制度”的“异化”与“复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治理观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描摹了国家产生前氏族社会的治理体系,指出它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民主原则,虽然规范化制度化程度很低,但被看作自由平等、没有压迫的"美妙的制度"。随着生产的发展,氏族解体,国家产生,血缘共同体转变为地域共同体,建立了公共权力机关,产生了以维护所有制为根本目的的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异化,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治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必将为更高级的治理体系——"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实现古代氏族制度的"更高级的复活"。恩格斯的治理观对我们深入思考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甲骨文所见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关系研究

甲骨卜辞材料显示,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形式有族氏联姻、对外军事联盟、内部政治联合三种。其中,对外军事联盟分为三个层次,以商与侯伯、方国之间的联合较多;内部政治联合分为三种类型,以王族、多子族与其他族氏的联合较为常见。这些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存在,表明商代的族氏外部关系具有平等合作的一面,商代社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族氏联盟色彩。     

论"群"与"社会"的路向分殊及其与巫术的关系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集中表现在群与社会的文化差异之上。前者强调血缘性,后者强调公共性。人类社会共同起源于氏族血缘制度,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这种制度便出现了分化,一部分遭受私有制的重创而形成以公共权力为前提的社会形态,即国家组织;一部分则经过巫术革命,在进一步强化它的血缘等级与血缘情爱之外,凸显巫术与血缘的结合,主要表现为以图腾、神话、巫术为一体的原始信仰对于氏族部落的统制及巫术意志对于氏族部落权力的主宰,由此形成以私有权力为特征的群形态。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是一个已经讨论了百余年的老问题,而巫术化的氏族血缘制度的提出,则是在百年讨论基础上将问题更深化了一层。     

人类血缘群体的生态学分析

一、血缘群体的形式和作用血缘群体是产生得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势力也最大的一类群体，它们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是最大的。现以中国历史为例，来分析血缘群体的形成、形式和作用。1、原始社会──氏族群体在最早期的蛮荒时代，氏族本身就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联接在一起的整体，不论是母系氏族也好，父系氏族也好，氏族内部没有等级，氏族的每个成员都得为整个氏族的生存努力。氏族是氏族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经济组织和生活组织。在保护氏族成员的生存，解决与其他氏族的关系这两方面，氏族组成的部落是比氏族的范围更宽，但联系…     

早期国家形成模式中的“无讼”根源探微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因应"习惯法"与"成文法"的此消彼长,愈加表现为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诉讼行为的评价。肇基早期国家的形成层面,在因强力而产生的"酋邦"中,被征服者的诉权遭到漠视,取而代之的是藉公权力规训下的"无讼"理念的兴盛。与此同时,运行于"酋邦"的专制权力鼓吹等级与名分,尤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就了"无讼"产生的土壤。此外,与"公共权力"相反,"酋邦"的本质是对他方权益百般压制与独擅政权的"家族权力"。而这宣告了"无讼社会"的来临。约言之,与"部落联盟"相较,"酋邦"起源于"强力"、存在"专制权力"、以"家族权力"为本质等特征"注定"了"无讼"产生的历史条件,是"无讼"最深层次的根源所在。     

中国古代各朝名称的由来

仔细考察中国自夏朝以至清朝各朝名称之由来 ,大体有两种情况 :由夏至宋均以其第一代帝王的发祥地、分封地或封爵地为其名号 ,元、明、清三代则从政治学意义上命名。以下对中国古代主要王朝命名的由来做简要的介绍。夏朝 :公元前 2 0 70年～公元前 1 60 0年。其活动的主要地域在黄河中下游 ,即古代称之为“夏”部落联盟的地区。商朝 :“商”本为部落名 ,约公元前 1 6世纪时 ,在其首领汤的领导下灭掉夏朝 ,建立了以自己部落名命名的商朝。周朝 :周的先祖古公父由 (今陕西旬邑 )迁至岐 (今陕西岐县 ) ,始称自己的部落为“周”。公元前 1 0…     

从考古学看中国古代从封国到帝国的转变

对秦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秦文化的社会基本组织,西周时期表现为以秦文化为主的以血缘关系维系的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春秋中晚期以后,出现了秦文化与不同文化传统和来源的人群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的现象;到战国晚期,不同来源的人群共同居住在同一个聚落共同体中并埋入同一墓地,遂已成为一种由地缘关系维系的地缘组织。秦文化中处于统治集团的人群,从春秋时期开始,就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血缘关系的束缚,出现了凭借个人的行为或能力而进入的特殊人群,开启了从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血缘统治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统治转变的进程。到战国晚期以至于秦统一后,进入统治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已经不是通过血缘关系,而是通过个人能力而获得这样的权力,从而使血缘统治向地缘统治的转变进程趋近完成。而维系社会基本组织成员间的关系由血缘到地缘的转化,以及进入统治集团的途径从世袭到选贤的变化,则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从封国向帝国转变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夏朝的建立与其早期国家形态

夏朝建立在古河济之间。其建立的途径,是夏后氏首领大禹通过率领在此地区居住的众多族邦治理洪水,从而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以至最终发展成为君临在众邦头上的专制国家的君主。夏代国家实际就是一个大邦统治下的众邦的联合体。所谓"夏人",即是包括夏后氏在内的这些族邦的部民。夏代最主要的国家制度:一是夏后氏一家的"家天下"继承制度,一是为分别众族邦亲疏远近而设立的内外服制度。夏作为一个早期国家,同样具备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到的国家出现应具备的两个标准:一是"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一是"公共权力"的设立。由于构成夏朝地区组织的各个族邦依然是一些血缘组织,因此我们只能视夏朝为一个早期国家。